飒姐团队收集的涉币刑案公开判决书2000+，其中，组织领导活动罪409个，占比最高。该罪名频繁在币圈出现，是办案民警十分关注的罪名，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活动罪。与大家一起研习，厘清行为边界，减少案件发生，节约司法资源。
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犯罪
根据两高、部2013年11月《关于办理组织领导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方式的“团队计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级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处理。但是，对于表面卖商品，实质上“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活动，应当以刑法第224条之一定罪处罚。
声音 | 肖飒：年底将至，对于地方上中小型涉币交易所的打击可能会是“首选”:11月18日消息。对于上海展开虚拟货币交易所排查整治行动，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办案经验上讲，每年年关都是各省市执法机关很在意的“时间节点”，年底将至，对于辖区内的虚拟币交易所及周边行业进行摸查，也有合理性。在目前这轮清理整治行动中，打击重点预计还是会集中在集资、非法经营等罪名，对于地方上中小型涉币交易所的打击可能会是“首选”。[2019/11/18]
也就是说，罪与非罪的“质变”差别，不在于表面上的团队计酬方式，而是在于是否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通过“拉人头”取“入门费”。
声音 | 肖飒：区块链技术需谨慎嫁接\"跨境支付\"项目:今日律师肖飒发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她表示，区块链技术参与非法跨境支付，属于“其他”范畴之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形，区块链技术团队如果掺和进一些非法跨境支付结算业务可能会面临帮助犯的尴尬局面。因此建议在内地保留区块链技术团队，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从事类似业务，在现阶段更稳妥。[2019/2/1]
在币圈类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销售的某个token到底是不是虚拟商品，有无财产属性，还是仅为犯罪道具；其次，币圈案件行为方式多表现为“挖矿”，奖励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币，而可能是加速挖矿成功的进度，这会不会影响案件定性，值得探讨。
声音 | 律师肖飒：STO在我国无“法律豁免”: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以STO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提示》，律师肖飒指出，截止目前，由于各国国情和法律的不同，国际上对STO的监管态度不一，其中美国是“对STO谨慎包容，允许申请”，而我国是明确禁止。由于对于“证券”这个词汇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中美两国在对STO的态度大相径庭.....美国法律里的证券是相对宽泛，既然STO发出的通证是一种广义上的证券，总要给个监管的说法。同时，证券在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项下的解释是“严格”的（并非所有对资产的等额分份都能被视为一种证券），而且我国具有一个典型的罪名：刑法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证券罪，这就说明我们的法律结构和管理方式不同。因为我国市场主体不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可自行发行证券，也没有给予“法律豁免”。所以，在中国境内从事ICO或变相ICO都是违法行为，STO也不例外。[2018/12/4]
2013年对于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币属于特殊的虚拟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以团队计酬方式进行比特币挖矿，在中国法项下，很难定性为组织领导活动罪；但是其他币种，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币没有公允价格，适用人群窄，很有可能会被定性为犯罪工具，从而将组织者和领导者引入犯罪圈之内；对于ETH，飒姐个人倾向于将其与BTC归入同一类；但对于狗狗币之流，有可能会被认为类似非主流币而归入犯罪工具。
声音 | 肖飒：智能合约将对法律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据人民网消息，2018人民网区块链技术秋季论坛昨日在北京举办。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她一直在关注区块链对于法律产业的影响。虽然律师暂时不会失业，但在未来，当智能合约出台以后，如果法律层面的执行工作都让区块链完成，这将对法律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2018/10/24]
难点在于，返利方式并非直接给币，而是给予一种加速的权利，如果这种加速很难折算成财产，则构成刑法第224条之一有法律障碍。学理上，我们可以类比贪污贿赂案件中“三陪女服务”也是财产性利益，但司法实践里，还是要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将加速权排除在组织领导活动罪的“计酬”和“返利”之外。
取财物
根据司法解释，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盖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取财物”。
首先要注意的点是：参加人员是否自我感觉被或没被，不影响认定“取财物”。
其次，取财物并非虚置，而是要从金字塔结构来看，要想维持组织生存，就要找到下一个击鼓传花的冤大头。按照复利计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够组织发展下线，因此，通过发展下线拉人头的方式，维持组织生存是必然失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此心知肚明，还继续许诺给予回报，拿走他人入门费，这就是取财物。
然而，币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组织者不给参与者承诺回报，而参与者也明知没有确定回报，而只是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参与者赚钱赔钱都是来自于交易所的交易获利，那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飒姐了解，项目方与交易所签署抽屉协议找量化团队“托市”已是公开的秘密，倘若组织者领导者与交易所操纵币价，则还是“取财物”；倘若查明，组织者并未与交易所勾结，虚拟币由于自身的“通缩”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则不能将板子打在组织者身上，起码不能按照组织领导罪定罪处罚。
关于竞合问题
有法币的加密资产涉刑案件，经常出现组织领导活动罪与集资罪“想象竞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根据刑法的基本处理原则，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翻看法条，我们会明显看出，刑法第192条集资罪更重，也就是说倘若币圈案件涉及法币，应该大量被定性为集资罪，而不是409个案例被最终判决为组织领导罪。
个人认为，理由有三：一是对于加密资产、数字代币的法律性质，把握不准，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财产法益进行保护；二是有一种司法观点从知识产权犯罪延伸出来，即他人占有不足以完全让所有者的权利灭失，但显然私钥为王的加密界，这种传统知产犯罪的理论不能适用；三是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加密资产的定价十分困难，飒姐承办和接触的案件中，有按照行为时三家主流交易所均价给加密资产定价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鉴定机构担心币价不稳，影响其公信力，因而拒绝做鉴定，导致没有犯罪数额，只能排除集资罪，用组织领导活动罪定罪处罚。
市面上也有传闻是关于组织领导活动罪，罚没相应加密资产升值等，讲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时候暴涨暴跌的“雷”，并非美差，更何况还出了四川链某事件，各地办案机关还是十分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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