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2019年第十届财新峰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会上，周小川就大家所关心的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汇款等问题上做了详细解答。
周小川指出，数字货币一开始就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特别跨境支付方面的弱项，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减少障碍。
周小川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仍会聚焦于本国，“央行可能更加注重于批发，在银行之间、在第三方支付之间做好批发而搞一种数字货币。但是理论上来讲，央行搞的数字货币也可以为零售服务，但为零售服务又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大家也是非常谨慎的”。但同时提出问题：这样的基础设施究竟应该怎么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特别是今年6月Libra白皮书发布后，出现很多这方面的议论。
周小川谈加密货币创新：中方的态度注重于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在涉及到加密货币创新的时候表示，中方的态度也是在很多分析和讨论上注重于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能够为世界经济作出重要的服务来讲，大家可能给予更多帮助，反之则会弱一点。（财联社）[2021/6/11 23:29:53]
Libra托管目前仍然存疑，比如准备金数量如何确定、私有的Libra委员会会否缺乏公众性，是否有赚取利息的动机等。因此，周小川呼吁，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全球央行要有大致的协作机制，以便增强信心。
近年来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三方面风险和扭曲，周小川表示首先，把新产品、新技术当成投机工具；其次，某些技术过度看重圈钱，模仿银行吸收公众储蓄；第三是以赢者通吃替代竞争性发展。
周小川：不要因为数字税归属权争执而引发新的关税战:对于全球热议的数字税征收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警告，如果各方继续争执数字税归属权问题，可能引发新的关税战。“不要因为数字税归谁，进谁的口袋的问题‘打起来’。要‘打起来’的话，容易出现一个新的关税战。这不利于全球化，也不利于多边主义，不利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中证网）[2021/4/21 20:43:02]
周小川认为，为了应对技术的不断演变，可以确定一种多渠道研发、相互竞争的体制，同时保证后果可控，以免造成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周小川还表示要弄清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概念，目前主要有三点区分：第一，数字货币是数字的还是物理的，现在的货币很多都是数字形式的，大家所说的数字货币只适用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第二，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是基于token(通证)还是基于账户；第三，是为零售服务，还是为批发服务。
历史上的今天 | 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及区块链与加密货币:2019年3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玩转区块链 技术是关键》称，区块链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文章称，中国区块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截至2018年3月底，中国以区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数量达到456家，产业初步形成规模。从上游的硬件制造、平台服务、安全服务，到下游的产业技术应用服务，再到保障产业发展的行业投融资、媒体、人才服务，各领域各行业已经基本囊括在内，区块链产业链条已经形成。
2018年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谈到了区块链与加密货币方面的问题。称：“央行较早就成立了研究所，关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同时应慎重。[2020/3/9]
周小川称，数字货币可以是中央银行的，也可以是私营部门的，也可能是两方面合作。央行更注重币值稳定，私营部门若不建立相关法规条例等，币值可能不稳定。目前，针对数字货币的多种发展方案正在竞争中并行，这对央行和监管部门都提出了挑战，央行已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表明央行可以组织这方面的研究，但无法确保方案最优。应鼓励多渠道研发，相互竞争的体制，但在投入使用时要保证不会造成大的伤害，要以对后果能够可控的方式进行研发。
声音 |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私营部门也可以参与金融基础设施 但要在政府指导的前提下:11月18日消息，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今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表示，由于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得技术提供商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技术路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歧。在其看来，部分技术应用提供商没有将潜在的金融服务能力发挥出来，而是把眼睛瞄向圈钱，“看中存款账户的钱，模仿银行吸收公众储蓄”。周小川担心，IT行业、互联网行业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这种现象“跟我们原本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周小川强调，市场应实现竞争性发展使得最好的技术能够凸显出来，最终被加以使用。私营部门也可以参与金融基础设施，比如支付体系和数字货币体系，但需要在政府指导的前提下，需要具备公共精神，考虑到安全性、稳定性，还需要考虑到货币传导机制。[2018/11/18]
与此同时还要设置一些环节，使得技术施行的后果可控，避免造成经济的不稳定。他进一步认为，“技术在不断演变，确定技术选择是具有风险的”。
周小川建议，应设计一种多渠道研发、相互竞争的体制，但与此同时还要设置，使得该技术在投入使用时要有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保证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的后果是可控的方式，不能放任不管了。万一某一种方案实验出来出现巨大的漏洞或失败，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害或者不稳定，所以要设置这样的搞法”。
对于央行有没有推出数字货币的时间表。对此，周小川表示，五年（注：2014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一些印钞造币厂商曾提出纸币的替代性做法可能是数字货币，但并没有着重讨论应用区块链或者是分布式记账系统的可能性。
“中国从那时候就开始布置做一些研究，但是初始的研究可能进展不会突飞猛进，因为技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掌握。现在已经搞了不少年了，可能有不少想法了，我现在也离开了人民银行，所以你要想了解进展情况和什么时候推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你们财新峰会反正也有人民银行的人参加，你就找他们去问”。周小川笑称。
在跨境汇款问题上，周小川坦言跨境汇款的不便利主要还不是技术上的障碍，不是技术选择、技术系统上的障碍，主要是政策和体制上的障碍。因为有的国家对外汇可能会有理，有的国家对汇出有障碍，有的国家对汇入有障碍，有的国家对兑换有障碍，一旦涉及到兑换就涉及到全球汇率体制的协调问题，这也是当前IMF等于其他机构的相关内容。
周小川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遭遇挑战的当下，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进展。
周小川指出，过去全球化程度不高，各国金融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没有那么大，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本国的价格水平、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但情况慢慢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功能应该怎么更好地实现。
具体基于三方面的原因，周小川认为应当加强全球央行之间协调和合作机制。首先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第二个原因是资本流动，第三个原因则是最近出现的数字货币对于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冲击。
对于目前的全球协调机制，周小川认为，IMF的主要决策机制IMFC，80%以上都是财长出席，在金融稳定、处理金融危机、救助等问题上会起很大的作用，但还是缺乏央行的若干协调功能；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提供了央行之间的一种交流平台，但是在制度上和授权上都没有真正的所谓央行主要功能的协调机制和执行能力；而2008年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稳定论坛提升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央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但在货币政策协调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仍旧是很不充分的。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周小川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是渐进的、逐步的，不过现在可能有两个“大台阶”出现。一是危机会造成特别的需求，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当中的使用；二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出现问题，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过多应用金融制度，比如制裁，也会给其他货币提供更多机会。（来源：华夏时报 记者孟俊莲 见习记者 刘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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