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刘培林
再议日本“失去的20年”
由哥伦比亚大学伊藤隆敏和东京大学星岳雄两位经济学家共同撰写、南开大学郭金兴教授主持翻译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一书，近期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英文版于202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第一版由伊藤隆敏教授撰写，于1992年出版。对日本经济而言，正如本书第二版界定的那样，“失去的20年”正是1992年开始的。所以，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补充了许多内容。
该书两位作者都生在日本并在日本接受了大学教育，之后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既非常熟悉日本的情况，也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本书的译者也对日本经济素有研究。这保证了本书内容本身的质量和翻译的质量。
作者撰写本书，最初的出发点是作为有一定经济学基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但实际上由于作者特别是伊藤隆敏教授曾经深度参与日本实际经济决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本书对所有关心日本经济的读者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作为手册一样的工具书。
本书首先简要回顾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在一战前跻身当时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之后详细分析了二战结束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包括宏观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中观的产业结构、微观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等。
本书除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日本经济，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作者在书中说，日本是许多宏观政策的实验室。日本最早实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也实施了这样的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2013年上任后推出了定性和定量宽松政策。事实上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创新。比如，曾被人们称为“日本的凯恩斯”、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藏相高桥是清主持实施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事实上很可能是凯恩斯《通论》思想的一个实践来源，就这一点而言，也许应该把凯恩斯称为“英国的高桥是清”。
笔者认为，除了上面这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日本经验还有更广泛的借鉴意义。日本在二战后短短几十年内重新快速崛起为发达国家，既需要实施美国那样的成熟国家的日常宏观经济管理，还需要应对许多短时间内发生的快速而激烈的结构变化，比如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退出。后一方面的结构变化并非标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足以应对，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这本著作对中国的重要参考价值。
1《广场协议》并非日本“失去的20年”的原因
这本书对笔者有多方面启示，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阐明了日本“失去的20年”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由《广场协议》所致。
《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走向疲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被认为是战后众多首相中比较懂经济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称，日本战后有两大转折点：一是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纷争，引发了战前价值观向战后价值观的大转变，开启了高速增长；二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给高速增长画上了休止符。
在《繁荣与停滞》一书中，伊藤隆敏和星岳雄两位作者则鲜明地指出，日本“失去的20年”和《广场协议》没有多大关系。两位作者指出，1992—2012年确实是日本“失去的20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20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作者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从供给与需求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入手的。他们认为，这20年日本同时出现了减速和通缩，在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分析框架中，这意味着需求曲线左移。由此可以判定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围绕“失去的20年”，作者给出了比供给和需求更深层次的分析。他们倾向于认为，日本不合理的货币财政政策、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了泡沫，并且在泡沫破灭后没有很好地加以应对，这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当然，也有东亚金融危机的连带冲击。
这一点对我国许多理论和政策工作者广为关注的话题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好多论者把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或20年归咎于《广场协议》，但是该书鲜明地推翻了这个看法。
该书认为，要解释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首先需要解释在此之前的泡沫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如果日本在1987年就开始实施紧缩政策，泡沫经济就不至于演变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由于当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物价稳定，而当时虽然资产价格飞涨，但CPI涨幅并不大，政策制定者很难前瞻性地认识到泡沫正在积累；此外，即使认识到泡沫在积累，要在CPI不高的情况下实施紧缩政策，阻力也会很大。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由于决策者的前瞻性有限，也由于其他阻力，日本没有及时实施紧缩政策，最后导致泡沫经济愈演愈烈。
那泡沫经济的酝酿、积累和破灭，与《广场协议》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没有因果关系。《广场协议》的内容是要求日元升值，两位作者在书中展示的证据确凿无疑地表明，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名义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的确都升值了。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升值之后日本出口会疲软、日本经济应该减速，但实际上1985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减速，出口也没有减少，所以，很难说《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疲软和泡沫破灭。“失去的20年”则是更往后的事情了，和《广场协议》就更没有因果关系了。
总起来看，两位作者认为，日本“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政策失当。笔者认为，在伊藤隆敏和星岳雄两位作者看来，对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而言，《广场协议》连“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意义上的“外因”都够不上。
笔者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将《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升值且出口仍快速增长两个事实放在一起加以分析，那么，以“倘若没有《广场协议》，日本出口可能会更强劲”为由，把日本经济疲软的原因归结为《广场协议》，说服力不强。对两个事实的更好解释，毋宁说是日本的出口强劲加剧了日元升值态势。这个解释还可以和下面的事实很好地吻合：《广场协议》后日元单边升值非但没有打击日本企业的信心，相反导致了一种虚幻的财富效应，使得日本企业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给本来已经存在的泡沫经济添柴加油。日本企业在海外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等，正是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
笔者认为，有待考证的另一个问题是，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单边升值趋势下，出口企业是否广泛采取了汇率风险锁定操作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
两位作者在书里还特别指出，中国一些学者经常以《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经验为依据，认为不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如果屈从于美国的升值要求，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衰退。然而这种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两位作者认为，《广场协议》和随后的《卢浮宫协议》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增长脱离应有的轨道。也就是说，我国国内相关各界以《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由，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经济增长，是误会，也是不必要的。
上面介绍了两位作者在书中从日本国内和对外关系角度对“失去的20年”的原因分析。当然，从日本国内角度看，两位作者虽然认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需求不足是“失去的20年”的主要原因，但也认为有些供给侧因素导致潜在增速降低，不过不是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供给侧潜在增速下降，在日本“失去的20年”的众多原因中，也许比两位作者认为的更重要。笔者曾基于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归纳出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该框架包括这样几个阶段：起飞前的长期低速增长，20～30年的高速增长，10～20年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之后转入和发达国家接近的低速增长。这个周期是后发追赶国家尤其是短期内快速追赶国家特有的。较之经济学文献基于发达国家经验识别的其他类型的周期，追赶周期对发展中国家发挥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从追赶周期这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规律出发。
追赶周期背后的故事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体制改革，顺应自身比较优势，释放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的技术追赶，使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能够抵消投资回报递减的效应，从而实现起飞和为期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然后，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速逐步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沿用这个关于后发经济体追赶周期的分析框架，笔者想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接近全球前沿，日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几乎没有了，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无法抵消投资的回报递减效应，因此，潜在增速下降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如果这个分析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就意味着日本在高速追赶阶段结束后，只有主要依靠自身的创新，像美国那样拓展技术前沿，才能实现和美国接近的增速。但日本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不够活跃，这可能也是解释日本增速低迷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繁荣与停滞》也给出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据。
除了分析“失去的20年”的原因，笔者在这里还特别想指出的是，如果日本国内出于自省而把“失去的20年”作为热点讨论话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本着同样的自省态度，中国的分析者与其强调日本“失去的20年”，倒不如强调日本这20年的发展成就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的生活质量、预期寿命、社会秩序、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是持续改善的，目前从全球看都是第一流的。
其次，日本经过二战后40年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稳定跻身全球最发达国家行列，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1991年，按照当年官方汇率计算，日本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几乎是美国的1.2倍；GDP和GNI接近美国的60%。而中国目前还只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2021年中国GDP、GNI大约相当于美国的3/4，而人均GDP和人均GNI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8%和17%。
再次，两位作者在书中给出的数据表明，1996-2016年日本居民购买的海外净资产一直为正。2018年底日本积累的外部净资产为341万亿日元，同年日本的GDP为548万亿日元。由此可见，“日本的海外还有个日本”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最后，需要注意减量式发展的趋势。减量式发展的意思是，虽然经济工作量不变甚至减少了，但是浪费也减少了，国民幸福感、国民闲暇时间更多了。笔者曾听过7-11连锁店的经验介绍，他们的管理真是精益求精，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人工、材料、水电、物流等方面的浪费，这样下来，GDP可能是减少了，甚至物价也下跌了，但百姓的生活水准并没有降低。
反观我国，笔者曾经在某超大城市的某金街看到，街上铺的石头用上几十年、上百年没问题，但没过几年要扔掉重铺。要知道，那种石材本来就贵，开采、打磨、搬运、铺设，然后过不了几年再拆掉，需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不仅浪费资源，还要给这些扔掉的石材寻找掩埋之地。又比如，好多农村地区的房子，甚至城市里的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多次反复。国外的房子一用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回拆掉重建，GDP虽然会增长，但带来了巨大的无谓损失和浪费。由此产生的GDP和经济增长，弊端远远大于好处。
由此我也想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有效储蓄率。东亚国家储蓄率通常都比较高，但如果高储蓄都用于建了拆、拆了建，就不能切实推动福利提高。人们一直节衣缩食，却一直不能提高生活质量。相反，如果储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人们可以把储蓄率降低一些，增加当前消费。
2日本产业政策的成败得失
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和追赶过程中，曾实施过多种多样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常用的“产业政策”一词也源于日本。但各界对于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起飞和繁荣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中国今天该如何制定和利用产业政策，都有很多的争议。两位作者在该书中也对日本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书将日本实施过的产业政策分为四类：一是针对所有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针对目标产业的市场保护、资源有限保障；三是结构性萧条期间的产能和投资协调，旨在防止所谓“过度竞争”；四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以免在转型期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遭受严重打击。
两位作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效果不好。没有产业政策扶持的，发展得也不错；付诸实施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现通产省的期望目标；有些产业政策本身的出发点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笔者认为，应该从不同国家类型看待产业政策。对于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针对技术路线清晰、商业前景明确的特定产业，一定时期的倾斜政策，不能说对快速技术追赶和产业追赶毫无益处。当然，这种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要想以尽可能小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效果，需要很多条件：比如，不能只让指定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要以周密的实施机制防止企业补而不着力提升技术；一开始实施时就应该明确扶持政策的退出条件或退出时间。
按照前文提出的追赶周期的分析框架，两位作者在该书提到的第一类、第三类和第四类产业政策，对于成功的追赶型国家而言，是有一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具体来说，追赶型国家在经济起飞和高速追赶阶段，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也需要针对产业进行一定的协调；而在追赶周期的后期，当追赶型国家以几十年时间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体系需要退出时，也需要一定的扶持型退出政策。要知道这些重工业体系在先发国家中，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渐次萌发、成长壮大和退出的。如果说先发国家不需要或者说只需小力度的退出政策就能够应对好这些问题的话，后发追赶型国家实施退出型政策的必要性明显要大一些。
关键在于这类退出政策实施时是应该直接补贴失业工人，还是补贴即将倒闭的企业？实施力度应该多大，实施时期应该多长。如果补贴不是直接发给工人而是发给企业，那么要明确规定政策终止的条件或时间点，以免形成僵尸企业、利益集团，阻碍创造性破坏。
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两位作者在书中列举了要产生硅谷那样的富有创新活力的创新区域，需要风险投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产学研紧密互动、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生态、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初创企业创建和发展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这些条件很难说是产业政策。
但是，在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再针对某个技术方向或针对某个产业给予倾斜政策，应该也会有助于目标产业的发展。问题的焦点在于，处于最前沿的国家实施这类倾斜性政策时，目标产业的技术路线和商业前景到底怎么样，从全社会福利角度看，投入产出比是不是最合算的，这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对产业政策很难有斩钉截铁的结论说一定就好，或一定就不好。产业政策要取得一定的成功，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也需要精心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产业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
3处理好对外关系是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两位作者在该书中提供了多方面的分析。首先，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之下，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在一战前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其次，两位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日美贸易冲突的过程。
笔者从该书对这一过程的介绍中得出了三点体会：一是国家间围绕贸易收支不平衡的争斗无法避免，尤其是美国对第二位体量的国家，戒备心理更加突出。二是按照日本的经验，这种争斗其实是推动国内改革、平衡国内利益集团因既得利益而阻挠改革的重要力量。三是斗而不破很关键。日美围绕经贸、汇率等，斗而不破，形成了妥协。这对中国下一步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启示。
4从供给侧入手提升生产率是无悔的政策
笔者阅读该书时，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即总需求管理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政策，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无悔，因为对形势的判断、政策力度的拿捏，很难做到足够前瞻、准确。即使少数专业决策者足够前瞻，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将所设想的政策付诸实施，还有很多方面的阻力，甚至专业决策者出于考虑都不会明确提出政策。
两位作者在该书中仔细复盘日本泡沫经济酿成和破灭过程中需求管理方面的诸多不足，但是，如果让两位作者穿越时空回去主导政策，很难说就能够将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同理，即使我们比较透彻地了解了日本泡沫经济酿成和破灭的原因，也很难有把握地说今后就能避免因为总需求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泡沫经济，更遑论避免总需求管理失误之外的原因引发的泡沫经济了。
如上文分析产业政策时指出的那样，宏观需求管理和监管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笔者的体会是：与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从供给侧促进创新的政策，解放人、发展人、激励人的政策，永远是无悔的。这是和需求侧管理政策不同的地方。
最近十多年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是长期停滞，即全球技术进步速度有可能趋势性放慢。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表明，人均收入每年增长大约2%，笔者曾把这个2%叫作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的常数，就如同重力加速度、光速这样的物理学常数一样。为什么过去是每年大约2%？这个从理论逻辑上无法得到解释。许多人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有学者指出目前陷入了长期停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2%的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的常数，可能就会变为1.8%或者1.5%。
到底技术进步未来会不会放缓，有待于时间给出回答。目前没有切实的证据给出是否放缓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悔的政策是促进创新，促进创造性破坏。在笔者看来，只要有活跃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在起作用，那么前面提到的人类知识前沿外推的速度就不会降低，而是可以保持下去。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因为总需求管理失误而导致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最终也会被时间拉回到潜在增速轨道上。这一点正是中信出版集团翻译出版的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诺奖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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