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底,韩国统计厅公布了韩国人的死亡原因统计:
2021年,韩国平均每天36.6人死于自杀,每40分钟就有一人自杀。
作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的自杀率却在OECD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一,是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40岁以上人群,主要死因是癌症,而10~39岁人群中,第一大死因,全部都是自杀。
具体来看,10~19岁死亡人群中,44%死于自杀,20~29岁57%死于自杀,30~39岁为41%。
而且年轻人自杀的问题越来越严重,2021年,韩国年轻人的自杀率,相比前一年大幅增长,10-29岁群体的自杀率,都上涨了10%左右。
作为战后唯一一个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韩国的自杀问题,为什么愈演愈烈?
根据韩国自杀预防中心的统计,自杀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心理问题,第二就是经济问题。
2014年到2018年,韩国因经济问题而自杀的人数不断上升,每4个自杀的人当中,就有1个是因为经济问题。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韩国岌岌可危的高负债社会。
通常来说,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的警戒线是85%,超过这一水平意味着爆发债务危机的危险比较大。
2022年一季度,韩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04.3%,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家庭债务超过GDP的国家。
但是在20年前,韩国却是全球家庭负债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0年间,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韩国人的债务越来越多?
1肆意挥霍
噩梦的开始,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前,韩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到50%,远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也远低于85%的警戒线。
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为了刺激民众消费,对信用卡消费实行税收减免。
之前的很多年里,韩国政府都是鼓励民众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建设,但一夜之间,借钱消费突然变成了爱国之举。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甚至包括一些大型财阀集团,贷款给这些企业的金融机构都吃了大亏。
所以在韩国政府号召促进信用消费后,金融机构纷纷响应号召,将经营重点从企业贷款转移到了个人贷款。
从天而降的随时可用的低息贷款额度,立刻引发了刷卡消费狂潮。
1999年到2002年,韩国的信用卡数量从3900万张,增长到1.05亿张,3年翻了近3倍。平均每个成年人都有4.5张信用卡,持有5张甚至10张信用卡的也大有人在。
信用卡交易额,更是3年翻了6倍。
2002年,韩国的信用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46%,也就是说,韩国人几乎每花2块钱,就有1块钱是借的。
韩国人的借贷消费,成了解决韩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消费贷款的增加,金融机构快速扭亏为盈,消费的增加也带动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复苏。
问题是由于缺乏信用记录以及严格的隐私保护法,信用卡机构又急于扩张争抢市场份额,导致很多韩国人没有经过充分的信用风险审查,填一张表就可以获得信用卡。
甚至即便已经欠下了大量信用卡债务,依然可以到其他机构申请信用卡。一张信用卡的债务到期,可以用另一张信用卡取出现金偿还。
数据表明,这样的肆意挥霍,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以及收入不高的年轻人。
1998年到2002年,韩国高收入家庭的债务没有明显增加,甚至出现了下降,而低收入家庭的负债大幅增加。
曾经拯救韩国经济的信贷狂潮,最终演变成了债务危机。
2002年,韩国信用卡坏账率开始大幅上升,到2003年已经接近20%。
部分信用卡机构因此陷入危机,其他机构意识到问题不对,迅速收紧信贷。
突然之间,曾经唾手可得的信用贷款,消失了。
2003年,韩国共有370万人信用卡债务违约,占韩国15岁以上人口的10%,与信用卡债务相关的犯罪、卖、自杀事件屡屡发生。
绝望之际,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甚至是他们的孩子。
有一位34岁的母亲不堪债主催讨,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从高楼上跳下。
在她眼里,让孩子结束生命,远比在这个世界上做可怜的孤儿要好。
还有一位老人因女儿的负债问题服自尽,他在写给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遗言中写道:
“我女儿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信用卡公司为什么要给她这么多信用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自杀率超过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爆发信用卡危机这一年,韩国的自杀率大幅超过日本。
最后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让那些因过度借贷面临破产的人,最多可以将债务期限延长8年。
就这样,数百万韩国人过上了打工还债的生活,除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支出,其他收入,一律用来还债。
但那些处于收入最底层的群体,一年到头存不下一分钱,债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2借债为生
信用卡危机逐渐平息,但是却给韩国留下了致命的后遗症。
刷卡消费的习惯沾染容易戒除难,1998年,韩国人平均将家庭净收入的23%存起来,到200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5%,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7%,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2019年,韩国15岁以上经济活跃人口,依然人均持有3.9张信用卡。
2020年,外媒报道过一个典型案例。
20多岁的韩国年轻人具永奎,月收入约3400元人民币,但是却因挥霍无度,欠下了近48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他有4张信用卡,每月可以消费的额度,是他月收入的60倍。
当被家人发现他的债务时,他羞愧难当,三次试图自杀。
除了过度消费,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失业、收入增长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等原因,不得不借债维生。
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统计,2015年到2021年,韩国15到29岁年轻人的痛苦指数从22上升到了27,一直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
伴随失业和通胀而来的,是年轻人的负债率快速上升。
2015年29岁以下年轻人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6.8%,仅高于60岁以上群体。
但是在2017年之后,年轻人的负债率超过了所有其他年龄段人群,并在2020年达到32.5%的峰值。
这是因为年轻人负债增加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资产增加的速度。
20岁以下人群的人均负债,从2015年的1491万韩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3479万韩元,负债平均每年增长近20%,而资产的年均增长率却不到4%。
2018年,韩国超过13万人破产,破产率上升的唯一群体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只能一边找工作一边继续欠钱,这样的日子甚至会持续一两年的时间。
随着就业越来越困难,不少年轻人也将目光转向创业,选择低门槛的零售和餐饮等行业。
但是年轻个体营业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2015年到2020年,韩国其他年龄段创业者的倒闭率都在下降,只有29岁以下年轻个体经营者的倒闭率在上升。
2020年,年轻个体创业者的企业倒闭率超过20%,是整体平均倒闭率的1.6倍。
不想让企业倒闭,就得借债。
一项针对个体户的调查显示,新冠疫情爆发后约一年的时间里,81%的受访者负债平均增加超5000万韩元。
但是因为信用较差,低收入群体很难得到银行的低息贷款,只能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消费金融公司贷款。
韩国央行的数据表明,银行只满足了低收入群体不到五分之一的借贷需求。
其余全部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消费金融公司提供,而他们的提供的贷款利率通常在20%以上,甚至高达40%。
信用最差的群体,就连消费金融机构也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只能到黑市上借债。
但黑市借贷的平均利率高达53%,其中五分之一的人甚至要支付超过100%的利率,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也增加了犯罪和自杀的可能性。
3何以为家
你听说过“灵聚”购房者吗?
在韩语里,这是把灵魂都聚集起来买房的意思。
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政府的不断打压下,韩国的房价反而越来越高。
年轻人们整日恐慌,担心现在不买房,将来可能更买不起,所以在房价进一步走高前,哪怕出卖灵魂,也要买房。
韩国家庭借债的原因中,生活支出只占25%,而因购房和租房产生的债务占比,分别是34%和13%,加起来占了全部债务的一半。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在放宽消费信贷的同时,大幅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恢复。仅2001年一年,就降息11次。
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韩国房价快速上涨,2001年房价上涨10%,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2年又大涨16%。
随着房价暴涨,家庭负债也同步上升。
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以住宅为抵押的个人贷款,2001年是86万亿韩元,到2006年10月末增加到了209万亿韩元。
飞涨的房价鼓励了那些举债买房的人,因为随着房价上涨,作为抵押物的房产不断升值,那些抵押房产借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继续疯狂买房。
另外1955~1963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占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2000年左右这批人恰好进入购房期,进一步助推了房价的上涨。
在真实需求和投机交易的共同作用下,房价不断攀升,造就了韩国的房地产不败神话。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房价数次暴涨,涨幅少则两倍,多则数十倍。
早早上了车的人赚到了数亿韩元的差价,晚上车的人背上了巨额的房贷,更多上不了车的年轻人,只剩下沮丧和绝望。
为了稳定房价,从金大中政府到文在寅政府,似乎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但房价的上涨从未停止。
2017年文在寅上任之初承诺“居者有其房”,4年出台二十多项政策,但首尔公寓均价又涨了一倍,工资的涨幅远远不及房价。
根据OECD的数据,2020年,韩国的平均工资甚至下降了0.8%。
根据韩国国民银行的数据,2021年初首尔的房价收入比就已经达到了17.8。
这意味着首尔的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至少18年,才能在首尔买下一套中等的房子。
2021年,首尔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没有房,18到34岁群体中,82%的人都在租房。
上涨的不只有房价,还有房租。
韩国有一种独特的租房制度叫做传贳,租房者支付相当于购房价格7成甚至更高的押金给房东,租房期间不需要支付租金,到期后押金全额退还,而房东则可以拿着这一大笔押金存到银行或者去投资赚取收益。
与传贳相对应的是月贳,也就是押金相对低,但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房租,押金越多,支付的房租就越少。
传贳这种模式,使暂时买不起房的人可以不用支付房租,又能为买房存下一笔钱,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高额的押金依然需要贷款才能承担,甚至根本无法企及。
随着房价暴涨,年轻人越来越难以承受高额的传贳金,只能选择月租的形式,韩国租房市场中传贳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2006年,传贳的占比高达50%,到2016年已经只有35%左右。
还有很多年轻人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考试院里。
所谓考试院本来是为学生考试提供的廉价宿舍,但是因为租金低到每月只需要20到30万韩元,最后成为了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唯一的选择。
考试院的房间面积通常只有3到6平方米,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加一张桌子,没有窗、墙壁很薄,可以清楚听到隔壁的声音。
根据韩国首尔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报告,36%的年轻单身群体,居住在地下室或考试院里。
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被问到韩国是一个年轻人可以过得不错的国家时,超过65%的年轻首尔居民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们只见满目霓虹,却不知何以为家。
4命投机
面对失业、房价暴涨、收入增长停滞、生活成本上升,而国家降低住房成本、提高就业率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意识到,通过正常的努力,已经没有翻身的希望。
他们不再指望通过劳动跨越阶层,实现财富自由,除了借债为生、灵聚买房,很多年轻人抱着“搏一搏”的想法,借贷也要投机,到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里赚快钱。
相比于炒房,炒股和炒币的投入相对少,他们并非不了解其中的风险,但是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神话,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于是趋之若鹜,甚至沉迷其中。
根据韩国问题中心的数据,因瘾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人数,2015年到2018年增长了6倍。
韩国每5个年轻人,就有一个在炒币。
根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底,韩国560万炒币用户中,308万是20到39岁的年轻人,占这个年龄段人口的23%。
被问到为什么要炒币时,33%的年轻人的回答是回报率高,15%的人回答,这是跨越阶层的最后机会。
在韩国官方试图禁止炒币时,不到一周时间,超过20万人在网上请愿抵制禁令。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是他们誓死也要捍卫的权利。
但是高风险的股票、加密货币,最终让绝大多数人暴富的梦想都沦为了泡影。
每一次股市和加密货币崩盘后,韩国的热门自杀地麻浦大桥搜索量都会大增。
有研究表明,股市崩盘之后,尽管韩国失业率没有明显提升,但自杀率却大幅上升,对年轻人影响尤其明显,2008年11月,30-40岁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分别上涨了47%和102%。
每次市场崩盘之后,韩国都会出现大量关于投资失败自杀,甚至家庭集体自杀的报道。
比如2018年2月,加密货币崩盘,一名韩国大学生和一名30岁的IT员工,相继因炒币失败自杀。
2022年6月,加密货币市场崩盘后,韩国又有一家三口集体自杀。
学生贷款、消费上的挥霍、高昂的生活成本、不负责任的投资,再加上岌岌可危的生意和收入,这一切,都让年轻人的债务更加快速地堆积。
据韩国统计厅等最新发布的《2022年家庭金融福利调查》,2022年15到29岁年轻人人均负债5000万韩元,相比2021年增加41%。
2021年8月,韩国政府宣布了新的贷款限制措施,旨在降低年轻人的债务。
但遏制借贷的政策,反而导致一些人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成本更高、风险更高的贷方,把自己推进更深的火坑。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无论是失业、生病还是生意亏损,情况发生最轻微的变化都会导致他们拖欠还款,随之而来的是侮辱、胁迫、暴力,最终许多人只能任由高利贷者摆布。
鱿鱼游戏播出后,有人向剧中的号码发送短信,希望能够参与游戏,对他们来说,剧中的剧情并非虚构,而是精准击中了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要么逃债,要么死。
韩国国家急救医疗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20到29岁群体自杀未遂的比例最高,32.4%的女性、22.9%的男性都曾自残或尝试轻生。
而且自杀念头在低收入的年轻人中更常见,月收入低于250万韩元的受访者中约有35.9%有自杀念头。
年轻人的绝望,早就体现在了出生率和自杀率上,这些年来,韩国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不断拉低世界的下限。
本该成为韩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了抛弃恋爱、结婚、生子的三抛世代,然后是五抛世代、七抛世代、N抛世代……
走投无路之后,就只剩下自杀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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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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