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制度与环境的变迁，“面包与马戏”现象取得了充分的发展。一是因为制度的变更导致民主因素增强，主要是百人团大会的民主化倾向与秘密投票制度的实施；二是环境的变化造成竞争的激烈化，主要是公职结构和公民权数量的变化。
方面：制度与环境的变化
随着罗马国家内部竞争愈发激烈，候选人竞争对手增多，竞选成功的几率下降，因此，选民手中的选票变得愈发珍贵。为成功当选，“面包与马戏”成为必要竞选策略之一。
一方面，制度变更导致民主因素提升。主要是百人团大会与秘密投票制度的实施，致使“面包与马戏”成为有效的竞选策略。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以来，百人团大会的构成、组织方式以及投票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共和国中后期，低等级的选票权在这次改革后，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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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秘密投票制度和更窄的“桥”的设立，进一步深化了百人团大会的民主化程度。由此得知，秘密投票制和“桥”的确立能够有效确保选民投票的私密性，选民可以在没有外界约束和干涉的情况下投票，由此削弱了显贵阶层想要通过庇护关系控制选民的能力。
在此情况下，候选人无法凭借施压和胁迫的方式，只能通过说服和贿赂等非强制性的方式来获得选票，使得选票结果体现的不再是上层阶级的意志，而是选民自身的喜好。因此，“面包与马戏”作为竞选策略之一，理所当然成为了笼络选民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换言之，百人团大会民主因素上升，选民不再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成为他们的投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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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公元前2世纪中期波利比乌斯所察觉的，罗马政体有着从贵族政体滑向民主政体的趋势。另一方面，环境变化造成竞争激烈化。首先，公职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促使竞争更为激烈，推动着“面包与马戏”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不断成功地对外扩张，国家内外事务日益繁多，早期设置的数量有限的官职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管理之需。为了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自共和国中期开始，官职数量及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财务官最初只有2个，公元前267年增至6个，至苏拉时期则增加到20个；副执政的数量从公元前367年的1个增至前242年的2个，前197年增至6个，苏拉时期则多达8个；但最高职位，即执政官和检察官，却一直只有两个席位。据公元前181年颁布的《任职年限法》，竞选副执政的候选人必须担任过低级官职，竞选执政官的候选人必须要具备副执政的履历，由此形成了上窄下宽的官职结构。
由此可知，当竞选官职的候选人越来越多，但相应的席位却没有变化时，竞争便会变得越发激烈。为了在激烈的公职竞争中胜出，官员与贵族只能竭尽所能地笼络与取悦选民，最好的办法便是投其所好，因此，积极举办“面包与马戏”成为了罗马官员生涯中最为重要和紧急的大事之一。
其次，公民人口的大规模增加迫使竞争候选人不得不注重竞选策略，“面包与马戏”成为了重要的拉票手段之一。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随着对外征服的不断胜利，公民权也不断向外扩散，但是其公民数量的增长一直缓慢而有限。从公元前4世纪早期一直到前2世纪晚期，历经近300年的时间，公民的数量才从十几万增至三十几万。
然而，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同盟战争使公民人口状况骤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后，获得公民权的人数激增，登记在册以及尚未登记的公民总数突破了百万大关。意大利人广泛获得公民权，其精英阶层由此得以进入罗马政坛。西塞罗曾说过“选举是数量和人数的问题”。
出生在阿尔皮努姆的马略和西塞罗、来自翁布里亚的穆列那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西塞罗下述言论可能并非危言耸听，“不要小看你的对手，他们是整个意大利的精英，和你一起竞争职位与荣誉，他们的能力不容小觑，你很难在竞选中击败他们，除非你的能力更胜一筹。”于是，意大利出生的元老的数量开始增多，精英阶层迅速融入元老院。
于是，为了竞选官职成功，在罗马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拥有更大的权力，意大利各地区的上层贵族只能入乡随俗，开始积极举办“面包与马戏”。而公民权的扩散，也使得显贵原先通过依靠传统的庇护关系获取选票的方式难以有效施行，因而不得不依靠竞选策略获得选票。
因此，“面包与马戏”现象蔚然成风，选民也因此更为挑剔，更难取悦，于是候选人必须在“面包与马戏”的规模、内容及形式上比他人更胜一筹，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面包与马戏”现象在共和后期的发展。概言之，在激烈的竞争的刺激之下，为了不让竞争对手胜利，罗马官员们在“面包与马戏”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比较，你方唱罢我登场，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花费的金钱也越来越多，受益的罗马民众更是对此喜闻乐见，乐此不疲。
经济方面：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到共和国后期，通过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罗马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城不仅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中心，而且整个地中海世界财富都流向罗马。毫无疑问，军事征服所带来的奴隶、财富等战利品大部分会流入精英阶级的口袋中，从而强化其经济地位，使得国家与精英具有提高施惠于普通民众的可能性。
同时，下层人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主要体现在长期战争、土地兼并等原因导致小农破产，迫切需要缓解生存困境。一方面，国家与精英阶层的财富大大增加。第一，国库力量增强，为“面包与马戏”的实施提供了经济基础。例如，两次布匿战争所获的财富大大充盈了罗马国库。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得到了3200银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又获得了10000银塔兰特。
公元前201年大败迦太基后，西庇阿又给国库带来了13多万白银。公元前2世纪初，仅仅是在西班牙一个地区，便获得了约20万罗马斤的白银和5千罗马斤的黄金。在公元前189年马格尼西亚战役中，罗马人收获了许多金环和22万个希腊银币，14万马其顿币和大量黄金和白银器具。
凯旋式是展示罗马战争财富的最佳渠道。公元前187年，西庇阿凯旋仪式展示了重112磅的金冠、3000磅白银、243磅黄金、12322枚菲利普金币、785个铜像、230个大理石雕像及其大量盔甲、武器等。
公元前104年，马略的一次凯旋式上展示出了3007磅黄金、5775磅白银及其价值287000德拉克马的金银币。还有凯撒、鲍鲁斯等人的凯旋式，战利品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结语
公元前46年，凯撒的凯旋仪式又将战利品的兑换金额提高到6亿赛斯退斯左右。如此之多的战利品，大大增加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富，其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国家的富裕程度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规模，所以随着共和国的财富增多，国家的“面包与马戏”福利政策也在稳步实施，其规模也随之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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