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经济学：认识数字货币与数字经济，理解货币史。货币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经济学家为货币的本质耗费智慧，进行了长久的思考、讨论和争议。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依然在不断地运行与演化。理解经济史，需要理解货币史。我赞同凯恩斯的一个说法：“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我这样描述货币史和经济史的关系：没有货币史的经济史，是杂乱的和没有灵魂的经济史；而没有经济史的货币史，将是干枯的和没有血肉的货币史。
1023年，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经济主体是两个：一个是东方的宋帝国，一个是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大部分时间处于经济稳定和繁荣状态。宋代的货币主体是包括金银，以及铜和铁的金属货币。在金属形态货币中，铜币占主导地位。宋代铸造铜钱的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在史学界，关于北宋进入流通的铜币总量至少在2.5亿—2.6亿贯，铜钱成分通常为铜、铅、锡，每贯重4.5—5斤，并没有太大争议。宋代铁钱，通常每贯至少重6.5斤，大铁钱每贯重25斤以上。宋初官秤斤重680克，中叶为640克。
如果仅铜币2.5亿折合成现代重量，至少数十万吨之多。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有所减少，但是铜钱额每年也有15万贯，铁钱额每年40万贯。但是，整个宋代始终处于“钱荒”压力之下，金属货币需求和供给极度失衡，一方面货币金属资源极度短缺，一方面金属货币大量流入海外。1023年是交子的发行年。此时，皇帝是宋仁宗赵祯。宋仁宗时期的中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交相辉映，外部周边环境得到了改善，国家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人才济济。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范仲淹，还有张载、程颐、程颢，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
正是在宋仁宗时期，建立信用货币的历史条件趋于成熟，加之造纸业和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纸币自然成为优先选项，于是产生了交子、钱引和会子。交子上印有“除四川外”四个字，可以理解为不包括四川，也有人认为包括四川，至今莫衷一是。争议的背后涉及如何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子在中国的流通空间范围。之后，一直到南宋，交子持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还有过一个交子、钱引和会子三种纸币并存的时期。主要的结论是，中国在11世纪完成了信用货币的建立。
再将目光转移到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西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有非常多的解释，其中一个是货币原因说：贵金属在奥古斯都时代达到高峰，后来逐渐下降，最终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实际需要，由此引发萧条，触动西罗马帝国衰亡。相应的，东汉末期的动荡，也存在黄金枯竭、其他金属货币不足、谷帛代替货币，最终导致经济恶化的情况。这之前，西罗马时代贵金属达到高峰时，恰恰也是西汉黄金资源最丰富的时代，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前几年在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巨量黄金。中国无法解释黄金从西汉之后为什么消失，这同样是西罗马帝国历史之谜。
东罗马帝国重蹈贵金属货币短缺的覆辙，到了公元800年前后，黄金存量跌到了原本的十一分之一。同时唐朝发生近似情况。在安史之乱背后，也可以寻找到金属货币资源萎缩的深层原因，货币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整个唐代经济发展。10世纪之后的马其顿王朝以黄金和铜币构成货币体系，支撑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但是到了11世纪，东罗马帝国的金属产量开始枯竭。在这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普遍遭受了银荒。进入1030年代，对应于北宋发行交子的宋仁宗时期，东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开始瓦解。
理解货币与罗马帝国兴衰的相关性，以及西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东罗马帝国和唐帝国都遭遇到货币资源匮乏导致萧条、引起动荡的问题，有助于理解后来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贵金属资源才去航海，在此过程中发现新大陆，或者完成环球航行。结论是11世纪是全球的一次货币体系的分野，1023年是一个历史节点。
在中国，以会子为里程碑，从宋朝开始经过元明清，不论纸币有怎样的起起落落，终得以延续，并与白银和铜代表的金属货币并存到1930年代。而西方则继续以黄金为主体货币的体系。这是全球货币历史的大格局，存在着内在历史逻辑。2023年是交子发行1000周年。从现在起到2023年还有三年时间。我建议中国金融博物馆创建人王巍开始策划交子1000周年的庆典活动。意义极大。
1436年1436年，明朝第六个皇帝英宗朱祁镇登基，即刻宣布“弛用银之禁”。中国自此开启货币白银化的历史，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亚银铜复本位制度，继而影响了世界货币经济格局。明英宗是明朝皇帝中较为特殊的一位，当过两次皇帝。第一次做皇帝时因为被北方少数民族俘虏，他的弟弟当了皇帝，之后他又复辟重新当了皇帝。明英宗1436年宣布在整个明朝境内实行白银体制，这并非因为朝廷拥有了丰富的白银资源，所以推动明英宗做出决策的基本动机始终值得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1436年白银经济的启动，就没有张居正在90多年之后的“一条鞭法”改革。不仅如此，中国明朝白银经济的启动，通过国际贸易刺激和推动了当时世界两个主要国家的航海时代的到来。
几乎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在著名的亨利王子支持下，葡萄牙很快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并且网罗各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图绘制专家，收集与航海相关的文献资料，创办航海学院。1436年，即明英宗登基、明朝启动白银经济的同一年，葡萄牙船队到达一个叫尼奥·得·奥罗的地方，并发现沙金，但是价值有限。
到了1448年，葡萄牙船队占领阿尔金岛，建立贸易中转站，使其成为提供黄金的重要中心。葡萄牙航海业终于获得回报。据说，亨利王子府库里的沙金在经过大量开发和消耗之后，在他去世之后还能用18年，足见其数量之大。至1457年，拥有足够黄金储备的葡萄牙开始铸造高价值货币，其稳定价值维系到1536年。1430—1460年代，西班牙开始建立世界航海霸权。
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达成瓜分欧洲以外新发现陆地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根据条约，两国将佛得角群岛以西300里格，大约位于西经46°37′的南北经线作为势力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葡萄牙于1510年建立果阿行政中心，管理东方的殖民地，次年控制马六甲海峡。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海，1621年横跨太平洋，进入菲律宾群岛。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葡萄牙人在1553年，即明嘉靖三十二年获得澳门居住权。由此，澳门开始成为白银输入中国的四条路线的枢纽：从东帝汶经里加锡到澳门，再到广州；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再到广州；从墨西哥到马尼拉，经澳门到广州；从秘鲁到澳门，再到广州。世界货币史再次出现巨大的巧合。
1436年中国的明朝开启白银经济，正逢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世界航海的黄金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资源开始大规模地流入白银资源短缺的中国，刺激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增加。如果说，11世纪是东西方货币经济的分野节点，那么，15世纪开始到16世纪初，世界货币经济重新走向融合。中国成为15世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及西欧价格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南美新大陆的白银经西班牙进入中国，支持了中国货币经济的白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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