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孙洪康
著名肝脏外科专家樊嘉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他有多种身份，然而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还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作为院长，他工作繁重，肩负千钧压力，却始终坚持“门诊不限号”，经常在无影灯下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他率领团队在医学领域的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步，于2017年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广大病人至诚至深的感情！
樊嘉院士。图片提供/中山医院
医者大善至善——
以服务病人为中心
每周樊嘉的专家门诊，慕名求治的患者络绎不绝。有一次，已过上午10点半，挂号已逾50人。10点3刻许，一位东北大嫂又急匆匆闯进诊室要求挂号，这可让登记病历的史医生犯难了，忙给那位大嫂解释：“今天樊教授接下的专家门诊快60号了，他下午还要赴北京开会……”但东北大嫂说是赶了一夜的路过来的。这时，正在给其他病人诊视的樊嘉侧首说道：“给她加号！”
“门诊不限号”，是樊嘉给自己定的规矩。这样做，给他本人增加了很多压力，但是给病人却带来便利，特别是外地患者若能早日门诊，亦可早日治疗，还减轻了食宿的负担。
我国著名医学大师裘法祖院士曾说：“做好医生很难，永远做好医生更难！”而这样的要求对于常年需要面对众多肝癌患者的肝脏外科医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是我国死亡率居第二位的恶性肿瘤，起病隐匿，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大多数肝癌患者首次诊断确诊已是中晚期，手术难度大，死亡率高。
时年33岁的鞠永平是一名患有严重肝硬化、有肝腹水的肝重症病人，2002年，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中山医院寻求救治。经过仔细诊断，樊嘉提出了肝脏移植的治疗方案。虽说有了合适的治疗方案，但何时才能等到匹配的肝源，让鞠永平心里没底。鞠永平的父亲救子心切，愿意捐肝救子。但樊嘉一时下不了决心，因为鞠父毕竟上了年纪，还有脂肪肝。最后捱不住鞠父的坚持，樊嘉对各个细节处置周全后，实施了这例肝脏移植手术。这台手术从早到晚，由樊嘉主刀整整进行了17个小时，鞠父剖开的肝部血管全靠樊嘉一根根用手工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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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成功了，渐渐康复的鞠永平后来成了樊嘉的“铁粉”。
多年来，很多医院不肯接受的重症病人，樊嘉都愿意接治。有时他的团队里会有医生持不同意见，樊嘉总是说：“再给生命一次机会吧！”
女孩晨晨，家住上海市郊金山，孩子6个月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天性肝糖原累积症，自此，孩子隔三差五送医院检查治疗，但疗效甚微。由于孩子有严重的空腹低血糖，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到五六岁后，孩子身体的生长几乎停止了，体型被定格封死在这一孩童的年龄段里。
晨晨一家人几乎绝望了，但是孩子父母没有放弃，他们卖掉了家里的房子，晨晨的爸爸从事装修工作，为了攒钱，哪怕是外地的活也会揽下。他们要为孩子争取生存的权利。
晨晨开始到中山医院就诊时，虽然已是花季少女的年龄，但多年已被病魔折磨成“袖珍女孩”的模样。樊嘉对这个孩子充满了同情心，他也有足够的信心治好她，给她一个别样的人生。他告诉孩子父母，唯一能拯救晨晨的治疗方案就是肝移植。
晨晨父母对此满心欢喜，一百个赞同。然而，孩子的医疗费却成了横在这个普通家庭的一道难关。幸好，在多方努力下，晨晨的医疗费终于凑齐，其中有晨晨父母多年积蓄连同卖房得款，有晨晨母亲单位的补助款，有晨晨学校师生募捐款，还有一笔是未署名的一万元爱心捐款。后来，经多方打听，才获悉是樊嘉把刚评上全国劳动模范的奖金，委托医院工会悉数捐给了晨晨。晨晨手术后，晨晨的父亲得悉樊嘉捐款非常感动，他含泪说：“樊嘉教授给了我们女儿第二条生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他还给我们送来捐款，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樊教授是真正的好医生，大善人。”
樊嘉视患如亲，对病人的感情非常真诚。当年，农村姑娘于景梅带上家中全部现金1600元人民币，到中山医院就诊，经诊断，小于姑娘病情严重，必须立马住院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但是这位姑娘身上这点现金连住院押金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手术费用了。在这急难时刻，樊嘉坚定发声：“治病要紧，别的以后再说。”后来，樊嘉想方设法，帮助于景梅解决了手术和住院费用。术后，樊嘉在查房时还为了安慰她，对她打趣说：“小于呀，你要是病好了，结婚可别忘记请我呀！”于景梅没想到，她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她更没想到，5年后她结婚时，樊医生还真托人给她带来了一个红包，说是祝贺她婚礼的礼物。这个珍贵的红包，于景梅一直珍藏着。术后第10年，小于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又一次收到樊医生送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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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进行肝移植手术的长期生存者于景梅结婚生女。图片提供/中山医院
樊嘉常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永远要把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他主刀的手术对象主要是肝癌病人，而肝癌病人80%都有乙型肝炎病感染。在手术进行中，经常会有病人肝脏的血液喷溅到医生的眼中。此刻，照常规，医生可以暂停手术，先去冲洗自己的眼睛。但是樊嘉却说：“我们必须将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的工作关乎着生命，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如果耽搁两分钟，可能会导致病人出血过多，从而影响手术效果。”一次，樊嘉主刀切除一个患者20多厘米的肝肿瘤，可腹部刀口只有25厘米，肿瘤挤占着空间，手术刀一时间在里边无法施展，只能先把血管钳住，不承想这时一串污血喷溅到樊嘉眼睛里，只见樊嘉对溅血不予理会，心中只有病人，只有手术，他手中的刀依旧在娴熟地运行。几分钟后，肿瘤切下来后，樊嘉才用生理盐水冲洗自己的眼睛，再滴了眼药水。
中山医院一直坚持“一切为了病人”的办院宗旨，樊嘉是模范执行者。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在中山医院建立了规范化诊疗制度，通过推广肝癌MDT模式，实现多个学科联合一体的综合治疗，共同制订科学、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这样既能更早发现并确诊肝癌，又防止过度治疗，还能降低治疗费用，真正实现了“以服务病人为中心”，提高肝癌治愈率，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病人生活质量。
樊嘉对我国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在所著医学典籍《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樊嘉在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的讲座上吐露了肺腑之言：“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医学生，我们要有大医的情怀，要有大志。大的志向，才可以成大器。”
中山“第一铁人”——
以医治患者为使命
樊嘉至今个人已完成各类复杂肝癌切除手术11000余例及肝移植2500余例。直到现在，他还坚持每周做手术。他以前基本每年要做600台左右的肝脏手术，其中近200台是肝脏移植。有时病人扎堆来时，他甚至一天要做近20台肝脏手术。
每次他坐镇专家门诊时都自我加压，实行“门诊不限号”的规矩。按医院规定，一位专家一般半天挂20个号，但他要从上午8点忙到下午1点，总要视诊五六十位患者，常常是啃几块饼干算是一顿午餐。
每天，他还要抽时间到住院部查房，其间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回答每一位病人和家属的问题。
樊嘉从立志做一名好医生起，就做好了超负荷工作、全身心奉献的思想准备。他说：“当了医生就意味着奉献，你穿上了白大褂，你就选择了没有朝九晚五，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的职业生涯，做好舍弃的准备，才可以做好医生。”
樊嘉主刀实施肝脏移植手术已有二十年的医疗实践，二十余年来，他共主刀完成2500多例肝移植手术。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樊嘉不会忘记2001年4月16日，对他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天，樊嘉完成了由他主刀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在肝外科手术室，他历经12个半小时实施了艰辛复杂的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老徐47岁，上海人，患了肝癌，肿瘤已长到7厘米，腹腔打开时，只见肿瘤已经突出在肝脏表面，而且一碰就会破。樊嘉静心凝神，沉稳操作，精准施刀，先是完整地切除肿瘤，再细心地切取腹内坏肝，紧接着换上新肝供体，精细地操作好每一个步骤，细心地缝合每一根血管，关键时刻，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那么精准到位。此刻，手术台旁每个人都清楚，樊嘉此时每一个动作都关乎到一个生命，关乎到这台手术的质量，关乎到这位病人术后能存活多少年。
这台手术一共进行了12个半小时，如果要给手术打分的话，应该是满分。因为这位由樊嘉首次主刀的肝移植病人老徐已68岁，也就是说，20年前，樊嘉在手术台旁站了12个半小时，让这位换肝人又幸福地迎来了二十年的日落日出，并且还要继续健康地生活下去。
中山医院的同事和樊嘉的“粉丝”们喜欢称道他是中山“第一铁人”。笔者似乎探究到了支撑这种铁人精神的力量来源。
樊嘉在中山医院主刀手术。图片提供/中山医院
说起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樊嘉所承受的压力和劳累，七旬老人刘训申不会忘记2002年6月25日这个日子。这是他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日子。此前，刘训申因常年劳累引发重症肝病，多年求医，跑了多家医院，采用过多种治疗方案，均无甚疗效，且有病症加重趋势，这年他竟在四个月中吐了八次血。经中山医院仔细诊断，医患双方一致同意，对刘训申实施肝移植手术。手术还是由当时是肝外科主任的樊嘉主刀。这台手术虽说是中山医院第10例肝移植手术，但是其复杂度和危险度都要超过前几台，所以樊嘉在手术过程中，对多个环节处置得更谨慎、更精细。这台手术共进行了16个小时，可想而知，作为主刀医生，若是没有“铁人”的体力，没有“铁人”的精神，是难以胜任的。这台手术相当成功，而今，刘训申已过古稀之年，还活得有滋有味，有趣有乐。
樊嘉作为中山“第一铁人”，不仅要挑战个人的体力极限，还要挑战夜眠晨起的生理规律。一般的肝脏手术是可以安排在白天进行的；但是对肝脏移植手术的时间，则是无法把控的。因为这里有个肝源何时送达的问题。这么多年来，肝源一般都是在夜里送达。什么时辰到，就什么时辰做。樊嘉和他的团队常常是白天在正常上班，或刚主刀了手术，当晚肝源突然到了，医生们必须马上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全神贯注地投入肝移植手术。一般这些手术都要做到翌日凌晨，甚至清晨。第二天一早，樊嘉和他的团队成员又投入到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樊嘉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周工作100个小时。
樊嘉没日没夜地这么拼着，自然而然得了个“铁人”的赞语。其实，他也不是“金刚”之身。对此，他夫人戚潮芳再清楚不过。樊嘉血压高的时候就靠降压药维持；他经年累月在手术台旁俯身弯腰开刀，肌肉韧带多次受到损伤，有时手臂会伸不太直；戚潮芳对丈夫全身心履行医生职责和院长重任十分理解，但对他这么拼命，却不免担心，禁不住常常会提醒丈夫注意健康，每次樊嘉的认识态度都很好。戚潮芳知道他不会改，因为他忙的是医生的使命，做的是救人性命的事情。
春来秋往，年复一年，樊嘉一直以这样的“铁人”形象活跃在中山医院，并以这样的“铁人精神”带出了一支“铁军”团队。
在对樊嘉工作业绩深入采访中，笔者还发现樊嘉在工作中彰显的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超常规的承受力，同他向着既定目标执着追求、不懈攀登的个人特质，也是分不开的。
樊嘉祖籍江苏江都，他在大丰度过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中学毕业后，他在淮南纱厂当了一名机修工。他非常喜欢这项工作，每天都很有乐趣地拨弄着机器的零部件，琢磨着各个部件的功能，寻查它们发生故障的原因，继而找到修理的办法。当然，那时候，樊嘉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从机修台走上手术台。樊嘉当了外科医生后，多次坦言：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即使穿上白大褂，也要同各种医疗器械打交道，尤其是外科医生更要熟练操作刀具、夹钳。每当这时，他曾经的机修工经历相比其他医大学生就多了较大的优势。
樊嘉告诉笔者，他能够从纱厂机修工一步步走来，继而能成为一名医生、主任、院长、院士，他从来没有觉得哪一个岗位是辛苦的，哪一项工作是繁重的。相反，他时时刻刻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催逼他更努力工作，在督促他向着新设定的更高的工作目标奋力攀登！
坚持医学创新——
以拯救生命为动力
樊嘉在接受笔者专访时，着重谈了对医学创新的认识。他说：“现在国际上医学发展非常快，结合生物科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及人工智能的新成果，使医疗领域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检查的设备、治疗的方案以及最新药物的研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都有了相当快的进步。我在自己研究的专业领域，一直在追踪当今世界的尖端成果，一直在矢志不渝地追求。”
通过医学创新，探求肝癌最新医疗方案。
“其实，我们对医学专业的热爱，是源于我们对病人的热爱。”三十多年来，每当看到重症病人因癌症复发转移而无望的眼神，樊嘉总是心如刀割。“所以，我们要通过医学创新，将临床问题和基础研究结合在一块去探寻更有效的医疗手段，去制订更科学的医疗方案，去研制更对症的抗癌药物，去创造更多的医疗奇迹。”樊嘉对笔者说。
“在这方面的追求，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三十年前，我们跟着吴孟超、汤钊猷、余业勤等大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求索；后来就在前辈开拓的领域里打下的基础上，再奋力攀登更高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医好更多病人，拯救更多生命！”樊嘉说。
通过医学创新，力争对肝癌更早发现，更早确诊。
樊嘉指导课题组开展学科研究。图片提供/中山医院
全球每年超过50%的新发和死亡的肝癌病例发生在我国。许许多多肝癌重症病人往往确诊、送院时已是晚期。眼看着一批批肝癌晚期患者和家人永别，医生们也是既痛心又无奈。这也鞭策樊嘉和他的团队，通过医学创新，去探寻对肝癌更早发现、更早确诊的新方法。近十多年来，樊嘉的团队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比如液体活检，临床证明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尽早地发现早期肝癌。樊嘉团队在这个领域前辈们求索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研究、临床验证，建立了肝癌早期诊断的预测模型，研发的“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已成功转化为普适于临床的体外诊断产品在临床广泛使用，借此显著提高了肝癌病人早期诊断率。
通过医学创新，研究肝癌复发及转移的一般规律及防治方案。
临床证明，中晚期的肝癌病人60%以上有癌栓，而门静脉癌栓的形成是肝癌转移的特殊表现，其后的复发转移率几乎是100%，患者平均生存期仅3-6个月。樊嘉和他的团队在肝癌门静脉癌栓、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肝癌转移环境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樊嘉作为第一完成人已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
通过医学创新，提出适合国情的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
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只有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的病人，才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中国人发现肝癌时，绝大多数单个肿瘤已超过5厘米。樊嘉率团队用5年时间仔细研究了251例肝癌肝移植病例，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上海复旦标准”：只要肿瘤直径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实施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肝移植病人术后的三年生存率达80%左右，由此，肝移植适应证人群扩大了40%左右。
通过医学创新，打通“医-研-产”创新链和产业链，实现“中山智造”。
樊嘉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多种CTC分选检测技术，同时成功研制了全球首台“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原型机和检测试剂盒，相关核心技术已获3项发明专利，并申请发明专利5项。这些创新发明通过与企业合作将科研成果“落地”，为临床实现肝癌早诊早治、有效预测复发、疗效监测以及干细胞研究建立了良好平台。通过创立“医-研-产”新模式，打通了医学创新、转化和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整合。
当然，医疗创新还离不开医院和医疗设备企业的精诚合作。在樊嘉院长的支持下，中山医院与联影集团于2014年就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近些年，在双方通力合作下，高科技医疗设备接连推出，并进入临床应用。如全球首台全景动态PET-CT成像系统uEXPLORER探索者已在中山医院装机，并完成临床验证，现正处于临床探索性应用研究阶段；全球首款全身5.0T磁共振uMRJupiter：TA已在中山医院佘山院区开启新一轮临床试验合作。樊嘉表示，今后中山医院将会继续与优秀民族企业开展深入合作，携手民族工业，攻关关键技术，为将“中国智造”推向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医学创新，培养一批锐意攻关、接续登攀的年轻医学人才。
樊嘉在访谈中，还以更开阔的视野，向笔者谈了医学创新更深远的意义。他说：“对医学创新，我们不应该单一的，只看到它的学术价值和科研成果，不应该‘目中无人’，更应该看到从事医学创新的人，特别是一批年轻的优秀的医学人才。”
他说：“我们中山医院代代传承着创新的基因。当年，如果没有汤钊猷、余业勤等医学大师的提携和培养，就不会有我后来的发展和成绩。所以，我也是以这样好的传统来严格要求我们医院的年轻医生，我希望他们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在医学创新上要有坚韧性。我鼓励我的学生和年轻医生能独当一面。”
中山医院是教学科研医院，正在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杆医院，承担着比一般医院更重的责任。为此，需要培养年轻医生更强的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樊嘉说：“加入中山医院的年轻医生都非常优秀，我对他们也相应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他们必须投身医学科研工作，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回到从医初心，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尽心尽职为患者服务，全心全意为祖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樊嘉，作风务实，态度真诚，他坦陈：“今天，要想完全攻克肝癌还不现实，在这个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还要50年，甚至100年的求索。当然，病人不能等，我们医生会尽责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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