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晚，福布斯公布了“全球最佳创投人”2019年榜单。这个被称为“投资界奥斯卡”的榜单，在今年史无前例地出现了21位中国投资人，而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再度荣膺榜首。
《福布斯》在今年的评选理由中称：几乎没有人能够比沈南鹏更有资格享有“点金手”的美誉，他是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领先科技企业背后的重要投资人。
“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国王迈达斯点石成金的神话故事，所以又被称为“金手指”榜单。这份榜单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会评选出100名顶尖风险资本家，表彰他们在早期对具有潜力的领先科技企业做出重大的投资，并创造卓越的价值。
在此之前，一共只有23位中国投资人登上过“TheMidasList”，其中，2018年就有17位中国背景投资人上榜。而今年，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面孔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硅谷投资人“霸屏”的岁月正在远去，属于中国投资人的时代已然来临。
就连福布斯也特意撰文强调：“Facebook和Twitter投资人“统治”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的时代已经结束，围绕这两家互联网公司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要为新一代创投人让路。”
的确，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PC互联网巨头进入发展成熟期，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红利的中国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已经登上了最耀眼的舞台。
不过，对于沈南鹏而言，“TheMidasList”的王冠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去年，他就已经成功登顶这份榜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创投人”。
14年来，沈南鹏带领着红杉中国投出了包括阿里巴巴、大众点评、拼多多、大疆创新、滴滴、京东、今日头条、美团等数百家科技创新型企业。
此外，红杉中国在新美大、58同城-赶集合并等重大的互联网并购案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化腾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这样赞誉沈南鹏，“他是我印象里中国风险投资界最成功的投资人，没有之一，以致于媒体给了他一个称号，说他买下了中国半个互联网。”
沈南鹏进入大众视野，始于2005年底。那一年，他正式转入风险投资业，与张帆一同将硅谷最成功的风投公司红杉资本引入中国。
在那之前，他曾在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德意志银行等多家知名投行工作了八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回国之后又先后参与创立了携程、如家两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并且以个人身份投资于分众传媒和易居中国。
所以一定程度上，外界对沈南鹏的认知构建也在于此：8年的投行生涯让他非常懂得判断哪些公司可能得到资本市场认可，而5年的创业经验又让他善于筛选合适的创业队伍。两相结合，沈南鹏的成功显得顺理成章。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一些风投业内人士及创业者认为，沈南鹏充分发挥了他的投资嗅觉，成为了中国最好的退出导向“机会主义者”。人们甚至猜测，他希望将个人品牌建诸于业界罕见的投资成功率上。
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多少低估了沈南鹏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复杂性。
毫无疑问，沈南鹏的双重背景让他拥有了其他投资者所不具备的经验，但在以高风险换取高收益的风投行业，如果沈南鹏只能通过成熟模式的辨识与复制，便不可能获得谷歌、思科甚至腾讯这种因其颠覆性而创造巨大价值的项目。
以沈南鹏之精明，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其性格中又有一种特殊的制衡力量——他承认，自己是个“保守的人”。
事实上，过往的经历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携程创业之时，本已算得上富有的沈南鹏只拿出了60万人民币获得40%的股份，并在随后几轮融资中高度稀释。如果他不是那么规避风险，他完全可以在携程占有更多的股权。
也正是因为其保守的一面，沈南鹏永远无法成为徒。
比如，早在2005年底，他就在一次会议上与诺康医药的CEO进行了一番讨论。聊过之后，感觉是“因为不懂，我很难爱上它”。虽然沈南鹏相信生物医药市场存在巨大的机会，但当时他想不通为什么一家还只有一款产品的公司可以生存并壮大，他的本能反应是“害怕”。此后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相关行业知识，才最终确信自己可以做出投资判断。
从这个角度上说，沈南鹏的投资决策同样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对冲其性格中保守一面的，是他尽可能详尽地了解自己所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让局面可控。
沈南鹏曾经说过，“你做一件事就算最后没成，也学到教训了。但幸运的是，如果你做成了，学到的是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而这些别人都看不到”。
对他来说，虽然很多决策也可以在一、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作出，但如果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先行做好一切信息储备，决策的品质也就更高。
也正因此，沈南鹏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个学习曲线的累积：一方面尽可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投资深化理解他所熟悉的行业；另一方面不停地问自己，他是否看到了新的可持续成长的行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甚至不在意这些新领域是否符合其个人兴趣，因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当然，如果说沈南鹏在行业知识这一层面的积累并非很难学习，但是其知识架构的另外维度，商业技能和对人的判断则难复制得多。
与绝大多数风投业同行不同，沈南鹏骨子里始终都是一个创业者，而他连续两次成功的创业经验更让他获得了丰富的实战心得。
沈南鹏曾称，他的创业意识觉醒于1996年。从事投资银行业的最后3年，他供职于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债务部门。当时老板让自己考虑怎么赚钱，至于究竟自己做，还是带3、4个人的小团队、乃至10个人的大团队，均取决于其自负盈亏的能力。这就让沈必须思考其业务的差异化竞争方法。
那个时期，诸多跨国投行在中国的发债业务都集中于争夺财政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国有机构。而沈南鹏的一个反思是：这些业务的利润其实不佳，为什么大家仍将精力集中于此？答案是，如果能拿下中国银行到美国这样的项目，银行家本人的荣耀感可能会超过对生意本身的精打细算。
由此，沈南鹏将精力转向帮企业发垃圾债——他承认，这是“摩根士丹利、美林不屑一顾的”——但却收益颇佳。
仅从交易额排行榜上看，沈所做的交易规模偏小的项目让德意志银行落后于对手，但沈南鹏觉得“很快乐”，因为他领导的4个人的队伍给公司带来了利润。
1999年，沈南鹏与梁建章、季琦、范敏等人创立了携程。至少在那个阶段，沈南鹏还远算不上成熟。
据说，创立携程之前，沈南鹏已经以个人名义做了一些投资，有与沈相识多年的人士称，沈南鹏一度使用了一张印满其投资项目的名片，上面罗列着包括反黑客软件在内的一些公司。
沈南鹏同样承认的是，携程2000年3月从软银获得融资时，压力曾很大，因为看不出公司未来能长到多大，甚至不知道怎么从外界借鉴商业模式，是否应该做点订酒店之外的事。
直到2001年，携程每月能做到10万间房间的业务量时，他才确定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甚至可能赚很多钱的业务模式。
而携程的成功也让沈南鹏完成了个人的一次升级：创立一家市值一度达到45亿美元的公司，让无数正确或错误的决策与执行最终都沉淀成了正面的经验。
二十多年的时间，沈南鹏完成了从耶鲁毕业生到投行精英，又从创业新贵再到创投大王的转型，然而他却谦逊地将自己定位于“副驾驶”，“我们会提醒创业者哪里会堵车，哪里有障碍物，但最终开车的还是他自己。”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高盛的那句名言：
我们贪婪，但我们长期贪婪。
而过去几年，沈南鹏也成为了中国媒体业的宠儿之一，但一个似乎很少被问及的话题是：加入红杉资本之初，沈南鹏就明确表示自己希望学习先进的投资机制。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让沈南鹏颇为感慨的话题：其美国合伙人分享最多的并非是发现苹果和谷歌的心得，而是将40年的投资经历总结为一页纸，其中罗列着39个过往的重大错误。
沈南鹏说，他果然已经犯下了纸上列出的两个错误：投资早期企业时股权太少，以及投资在早期就被估值很高的公司。
“美国团队跟我们讲过他们的经验、教训，那时我们觉得有些公司很特别，想试试看。但有些规律是没法改变的，这确实很让人沮丧，但很多东西就是这么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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