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民主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对手”,但美国存在一个历史性陷阱_ETH:reth币暴跌

作者:肖磊看市

公众号:kanshi1314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美国民主党拜登即将执政的未来四年里,美国内部经济政策到底将会走向何处,中美人才、科技等底层竞争领域会有什么新的变化的问题。

当然,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是一篇分析就能解决的,我仅仅是有感而发,表达一下当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点小看法,如果能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带来些许帮助,那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关于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研究和讨论,实际上本身就是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等的研究和讨论,因此,我们要从分析美国两党的运行逻辑,来寻找其战略和战术问题。

最近我也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非常简单的将美国两党跟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跟中国的崛起相结合来做一个概括性解释,以便大家很好的找到自己的关切,但这非常的吃力,因为这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演变和庞大的现实国际关系,不过我还是想挑战一下子,望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分为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为什么说民主党主政的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对手”?第二个是,中国如何来应对这种变化。

首先我们来研究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主党真正的“威力”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一下美国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民主党属于典型的建制派理想主义者,而共和党属于实力派现实主义者,请大家先不要急着咬文嚼字来反驳我这个总结,需要大家继续往下看。

对于建制派理想主义者的民主党来说,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人才的全球性,第二个是商业的平台性,第三个是的道德制高点。

这跟共和党有本质的区别,共和党在人才方面,有着严重的歧视性,因此就变成了白人优先的区域性,而非多种族的全球性;在商业领域,共和党核心利益在于单一产品的竞争力,属于产品型思维,而非平台思维,民主党则是平台思维;第三个是共和党并不在乎是否掌握了道德高地,“美国优先”并不是一句空话,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可以干很多国际社会明显反对的事情,民主党这方面要好很多。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旦民主党上台,中国要面对的,将是一个比共和党更加麻烦的竞争对手,因为如果共和党是一个站在明处且急功近利的对手,那么民主党就是那个站在“暗处”且深谋远虑的对手。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中美的竞争,实际上都是看得见的竞争,但问题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未来更取决于那些看不见的竞争。

美国两党之争,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但我们要从另一个层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其实美国两党背后,存在一股强大的自发的,且很默契的国家意志。

我这不是说美国社会现在没有矛盾和问题,而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美国会从什么逻辑来解决问题,这就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需要解决办法。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把美国比作一只军队的话,民主党就是负责休养生息和搞后勤建设的,共和党就是负责冲锋陷阵的,所以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美国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就让民主党上台,完了再让共和党上台去“冲锋陷阵”。

所以民主党上台后,往往更注重建立盟友,制定长久的经济策略,笼络人心等等,而共和党一上台,就开始寻找攻击对象,发起各种极限攻击,而后民主党再上台帮共和党擦屁股、恢复经济,然后再等待共和党上台继续发飙。

这种循环目前还在持续,也就是说,美国两党对于美国这个建立在“打仗”基础上的国家,实际上就代表了准备“打仗”和“打仗”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友善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以最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来举例说明,尤其是我要告诉大家,民主党是如何屡次“重振”美国经济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拜登的未来政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国陷入越战,以及跟苏联的冷战也较为被动,美国国内掀起了巨大的反战浪潮,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吸等人数剧增,艾滋病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传入美国并流行开来的。

而在同一时期,苏联在人造卫星、洲际导弹、空间站建设等等方面都领先美国,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美国科技水平似乎被苏联超越,整个七十年代,美国在美苏冷战中都处在防守的位置。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美国在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执政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内外交困,1971年尼克松为了应对美国的“滞涨”,直接向全球违约,宣布美国不再履行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以美元大幅贬值来刺激经济,但这并没有让美国经济好转,从1973年到1975年美国实际GDP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下降了0.7%。

到了1977年,民主党总统卡特上台,而正是由于卡特的上台,美国得以休养生息和制定出了更为有远见的政策,为后来的继任者,共和党总统里根,奠定了打赢冷战和美国经济浴火重生的基础。

那卡特总统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很多人知道1972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访华,但其实尼克松访华并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更深层次的变化,中美真正的建交和关系升温,是1979年民主党卡特总统时代的正式建交,这给美苏冷战带来了决定性变量。由于中美正式建交,同年,苏联为了打通南下通道,破除美国封锁,并给中国施加西北方地缘压力,不得不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导火索。

经济层面,1980年《拜杜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在此之前,美国虽然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人才和最好的科研环境,但由于更多的科研是政府资助,其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导致整个科研领域的效率非常低,整个联邦政府持有的专利,只有不到5%转移到了市场,产生了很少的商业价值。总体来说,就是政府拥有很多专利,但没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商业化,而私人部门有动力和能力实施商业化,但没有权利。

可以这么说,卡特任期内通过的《拜杜法案》,使得私人部门享有了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后来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专利科技的爆发,以及对苏联竞争当中的经济持续性优势,其活力和动力的来源,实际上《拜杜法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熟悉的人类第一台个人电脑、第一个手机、第一张光盘、第一套操作系统等等,都是在《拜杜法案》签署后几年内诞生的。

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在诸多大的国际博弈当中,共和党往往冲在前面,出尽风头,但真正背后的后勤功底,或者说基础,是由民主党打下的。

后来苏联解体,共和党总统里根1989年届满卸任,因打赢冷战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因此而后接替里根的依然是共和党,即老布什总统,而老布什上台后,就发动了以高科技主导的海湾战争,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开启的精确制导和超视距打击令世界目瞪口呆,从此人类战争进入了新纪元。

但问题是,美国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陷入了二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老布什以多次降低利率和加速海湾战争刺激经济,但也难以摆脱衰退。

最终,老布什连任失败,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3年上台,其口号是“笨蛋,问题还是在经济”。于是,克林顿在其竞选文件《复兴美国的设想》中,宗旨性的提出了:“50年代在全美建立的高速公路网,使美国在以后的2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使美国再度繁荣,就要建设21世纪的‘道路’,它将使美国人得到就业机会,将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

大家应该知道克林顿所说的21世纪的“道路”是指什么。克林顿政府经过了详细的酝酿之后,在其上台后的1993年9月15日,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动议”的文件,在文件中他将这一战略称之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熟知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按照当时的计划,克林顿政府将通过投资4000亿美元,用20年的时间,逐步将电信光缆铺设到所有家庭用户。到了1994年,美国政府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倡议,旨在通过卫星通讯和电信光缆连通全球信息网络,形成信息共享的竞争机制,全面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今被大家熟知的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乃至后来诸多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诞生,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当年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一计划同时也给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

克林顿之后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能够耗费数万亿美元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实际上也是由于有当年克林顿时代积攒下来的雄厚“基础设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所带来的联动和规模效应。发展至今,美国已经拥有了新的霸权,即互联网霸权。

那很多同学可能要问了,小布什之后的奥巴马也是民主党,为美国经济做了什么长远规划呢,好像没听说啥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正是由于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内部的协调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是美国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支撑。

奥巴马的说服力和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使得不仅推动了应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而且还推动了全民医保这种在美国很难想象的法案的通过,另外奥巴马竟然还说服美国国内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要知道美国铁杆盟友以色列、沙特,以及美国国内传统势力都是反对这一协议的,但奥巴马通过一顿眼花缭乱的操作,硬是把协议给签了。当然,特朗普上台后立马就给撕毁了,但这并不能否认奥巴马政府具有建设性的长远布局能力。

关于具体的科技和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也并不是没有建树,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奥巴马推动的发展清洁能源的计划,对经济产业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奥巴马的上台使得传统汽车行业和石油行业对新能源汽车的压制被大幅削弱,特斯拉得以快速发展,比如奥巴马上台一年后特斯拉上市,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成为又一个美国收割世界的超级品牌,市值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传统汽车公司丰田的2.8倍,是德国大众的5倍。

我还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中国用政府力量来发展新能源,推动新能源汽车,支持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恐怕未来新能源汽车领域还将是美国的天下。目前已经有三家中国新能源车企进入了全球汽车企业市值前十。欧洲和日本也都不是美国对手,互联网行业的历史将会重演。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这都是泡沫,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我就不展开来说了,此时我只想问一句,今天我们还会认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当时大跌的亚马逊、谷歌等,就能用一句泡沫可以总结的吗?

特斯拉这种超级品牌在美国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德国和日本传统汽车企业也很强大,环保意识也都很强,为什么没有诞生像特斯拉一样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美国同样有着通用、福特等等强大的传统汽车品牌,石油比德国和日本更加便宜,新能源汽车本应该没有市场啊,为啥还是出现了特斯拉这样的品牌,这是需要思考的。

一个公司的市值可以有泡沫,但历史趋势滚滚而来,这就好比你依然觉得特斯拉,以及中国的比亚迪、蔚来、小鹏等有泡沫,但电动车是历史趋势。

美国民主党坚持发展清洁能源,除了所谓道德层面关注人类命运,其实最根本的逻辑是它可以刺激新技术和新商业的出现,而新技术和新商业本身就是美国“收割”全球的前提条件。

另外,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如果特朗普政府很好的协调推动的话,估计刚刚东盟和中日韩澳新等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恐怕也就没那么顺利了。

说到这里,你还觉得奥巴马什么都没做吗?

至此,很多同学可能会说,这不是来给美国吹牛的吗?其实真还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要搞清楚民主党和共和党真正的区别,才能知道美国这样一个依然称霸世界的国家,历史以来是如何应对自己身困局的,如何建立新的竞争逻辑,并一次一次反败为胜的,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更加深入的调整自己,尊重对手和学习对手,来应对新的挑战。

当然,如果仅仅回顾过去,看看历史书就好了,接下来我还要带着大家,看看拜登这届民主党政府会采取何种策略来拯救撕裂的美国,以及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从而找到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

我可以这样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几乎都低估了拜登可能采取的非常时期之非常策略。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这里只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人才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科技发展的问题。因为民主党擅长此道,而这两个方面我认为会对未来中美竞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人才的问题。

按照拜登的承诺,在其上任后的100天时间里,要向参议院递交一项移民议案,为美国超过1100万的无证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机会。

请注意,这看上去似乎很不切合实际对吧,因为美国共和党和保守派一直就认为,是非法移民等抢了美国的工作,特朗普要求赶走这些非法移民,收紧签证,并修建墨西哥墙等,那拜登上台为什么要一下子给1100万的无证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机会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民主党并不认为美国工人的工作是被这些非法移民或中国抢走的,而恰恰是因为美国缺少劳动力竞争优势,致使制造业优势丧失,企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很多人也就失业了。

如果给千万级的无证移民以合法的身份,那将增加美国各个领域劳动力的竞争,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并留在美国。

那大家再想想,在底层劳动力市场,拜登政府都会采取如此大胆的策略,那高端人才市场呢?有人在最近的发布会上问道过这个问题,拜登的回答是:“再坚持一下,我快上任了”。

按照预计,拜登将取消美墨边境“修墙”计划,并会通过颁发行政令的方式来促进非法移民的家庭团聚。拜登还表示他将“立即取消”针对于13个穆斯林国家来美国的旅行禁令和移民限制。

拜登还计划将DACA永久化,这个行动是什么意思呢,DACA是2012年由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实施的一项移民项目,规定在美居住5年以上且在16岁前首次进入美国的31岁以下非法移民,若无犯罪记录,可申请有效期为2年的DACA身份。2017年9月5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移民项目。

当然,放开更多移民也存在很多风险,但按照民主党的逻辑,其实不放开的风险更大,因为美国的活力,以及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合法性来源,就是“移民社会”这杆大旗。

如果让大家越来越觉得,美国仅仅是白人的美国,恐怕其口号就不得不变成“美国优先”,还如何领导世界?民主党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觉得,美国依然是世界的美国,这看上去是简单的自圆其说式理论论证,但如果忽略了这些论证逻辑,美国故事就讲不通了,就会动摇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历史的循环和延续都会被打破,所以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民主党就不担心种族撕裂的问题吗?其实也非常担心,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让美国时刻处在全球的领先位置,只要美国依然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经济活力最高的经济体,那么种族问题就是小问题,因为大家都离不开美国,都在享受美国的经济发展红利,所以闹一闹也就过去了。

所以,移民,以及对全球人才的吸纳,能够保持美国在人才和研发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带来了足够的房地产、教育、资本和市场流动性,这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有了这样的优势,就可以在全球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流入美国,美国就有足够的经济和财政来解决内部问题,比如这次新冠引发的问题,就可以用足够的财政资源去补贴,但美国的财政资源是哪里来的呢?很简单,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才,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企业,来维系着美国的美元霸权、国债霸权、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

因此,吸引全球人才和丰富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解决美国内部矛盾,并持续拥有竞争力的终极战略。

除了移民,拜登在解决内部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方面,还将采取一个比较隐晦,但未来可能会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卡特政府期间推出的《拜杜法案》,这一法案给美国科技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实拜登最近任命了一个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意图。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钱为德受拜登团队委任,加入美国商务部过渡团队,成为该团队唯一的华裔女性。

其实我关注的并不是钱为德的华裔身份,而是作为美国知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被邀请加入拜登团队其实揭示了拜登团队更加宏大的政策意图,拜登政府更为真实的战略是要颠覆和重塑美国现有科技创新市场环境。

我给大家说一下钱为德是做什么的估计大家就明白了,其实钱为德作为一个专利法专家,其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她认为,目前美国的专利法系统过于严格,导致许多在原有技术上创新的发明家,因无法支付高昂的专利费而丧失创新动力。另一方面,目前的专利法也让生产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从而使专利科技的量产化和实用化面临挑战。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降低基于二次创新的成本,不能让那些一旦握有专利,就漫天要价和限制基于该专利的二次创新的行为。另外就是,不能恶意的发起对生产商的专利诉讼,说白了就是生产商可以适当的“抄袭”,迅速生产并投放市场。

当然,我解释的也并不精准,但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我个人认为一旦在这个领域美国有所突破,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法案或策略,那意味着美国将再次获得了类似当年《拜杜法案》一样的创新和生产力量。

尤其是第二条,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技术不够先进,美国的生产商就可以“抄袭”其他国家的专利来搞生产,而且在专利诉讼的时候,是要偏袒生产商的,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战略上应对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美国已经为未来中国可能的超越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技术先进,美国的生产企业可以直接“抄袭”,而法律更偏向于生产者。请注意,美国是国内法大于国际法,也就是说,一旦美国国内法有这样的倾向,意味着给美国企业“抄袭”生产带来了合法性。

说到这里,我可以做个总结,从我提到的关于移民和科技专利这两个方面来看,拜登从根本上已经扭转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特朗普政府认为是中国等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拜登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劳动力竞争缺失所致;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等等,而拜登政府认为这样指责没有什么意义,美国应该做的是制定更好的创新环境,继续引领创新,并且还考虑到了如果对手在创新领域超过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大家应该能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对手,那拜登政府就是把所有的问题,自己扛了下来,然后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大家再想想,目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时候谁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更大?我认为恰恰是向内寻找答案,“深谋远虑”的民主党。

那中国如何应对呢?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我说一下微观层面,那就是必须要做出异曲同工的策略应对,我首先来说一下关于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中国方式。

如果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在于移民问题,那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症就在于户籍问题,中国目前按照常住人口算,城镇化率是60%,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4%,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2.3亿人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并没有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

请注意,我说的这2.3亿人,是城市常住人口,并不包括2.8亿来回迁徙的农民工,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长期工作居住者,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由于2.3亿人没有“合法”的城市身份,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产业链的竞争和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城市建设和工厂企业,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换一批新的工人,有时候工人多到随便挑,但有时候加价一倍都招不到人。

尤其是很多城市白领和蓝领,也往往因为无法获得相应的身份,在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正是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做贡献的时候,不得不因为户籍主导的孩子上学考试等等问题,离开原来工作的地方,甚至回到老家,这对国家人才资源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一个程序员所做出的贡献,不是用简单的工资就能衡量的,因为这些程序员表面看上去是在某个企业打工,但其实参与的是中国跟国际社会的竞争,具体说是跟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竞争,正是由于这样成千上万的程序员,才使得中国有了跟印度IT产业,以及美国互联网巨头竞争的互联网等产业。

但在北上广深,能获得城市身份的程序员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干上几年,使劲加班,攒够了钱,在老家买个房子,就离开一线城市结婚生孩子去了,或者转行干别的工作了。

程序员仅仅是一个例子,中国还有大量的工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工学等等数以万计的人才,很多学科回到老家基本上是用不上的,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因为户籍和孩子教育等问题,在工作上妥协。这种劳动力的浪费无法用金钱来估量。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大学生回到老家或三四线城市,可以振兴乡村,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乡村振兴只能依靠两个逻辑,而不应该是一种因户籍政策等限制下的无奈之举。

乡村振兴第一个要靠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有巨大的财政能力,可以吸纳大学生公务员群体,然后委派到农村,由于公务员体系,本身的工作方向就是服务于国家政策,所以以公务员的形式进入农村的大学生,就不是人才的浪费,而是人尽其用,很多大学生以公务员的身份进入农村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理想,而不是无奈之举。

纵观世界上每个发展良好的国家,都会出现致力于公共服务的有志青年,这些青年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人才构成。

另一个是,乡村振兴需要城市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寻求单纯的乡村振兴,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4%,美国是85%,日本是93%,要知道一百年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50%,日本二战后的城镇化率也已经超过50%了。

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农村非常发达的原因,并不是人家有多么好的乡村振兴政策,而是人家有超级发达的城市,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常发达的公路、电信、管道等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然后城市里面外溢出来的资本、人才可以高效进入到了农村,乡村得以振兴。

所以,未来如何让这常住在城市的2.3亿人获得真正的确定性身份,以及提供相应住房和教育等资源供给,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应对美国新一轮移民狂潮活力的关键,毕竟中美之间人才和劳动力的竞争是最基础的变量。

那除了户籍制度改革,为了应对民主党可能发起的科技创新变革,中国该怎么办呢?

最近关于蚂蚁金服暂停上市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因为一旦就事论事,就变成了选边站队的问题,属于放大内部矛盾。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本身牵扯到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活力和国家政策执行力的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出现过贵族社会,同时也出现过平民社会,很多时候,平民社会的进取心会更大,而贵族社会会显得更宽容一些,但中国很多时候出问题,往往既不是贵族社会,也不是平民社会,而是当平民成长为贵族,跟传统贵族互相勾结,削弱了中央,对中央权力形成很大的挑战,整个大统一市场就会被摧毁了,陷入割据和内耗,外敌就有了可乘之机。

因此,我个人说点可能敏感的话,支付宝和蚂蚁金融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技术问题,另一个实际上是问题,我认为蚂蚁金服的崛起,实际上跟传统国有金融企业的配合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已经互相交织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比如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背后,实际上都有国有企业的各种影子,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按照历史范例来看,这意味着新兴的平民资本,跟传统的贵族资本已经结合到了一起,马云之所以敢炮轰银行,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蚂蚁金服跟银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尽管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但国有企业具体是人来操作的,其业务等已经非常市场化了,因此以市场的理由来决策国家也没话说,也就是“以市场的名义”可以做到跟新兴平民资本的联合,但作为中央来说,平民资本的崛起,实际上是可以制衡和刺激国有资本的,这样效率会更高,但现在的问题是,平民资本崛起后,跟传统资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将削弱中央的权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效的运转,实现真正的复兴,首先要保证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因为我们还处在需要论功行赏的创业阶段,而不是论资排辈、你争我夺的分蛋糕阶段。

平民社会就是要给底层晋升的通道,要有平民为主的官僚和施政主体,要维护中央的绝对领导权威,要维护大统一市场,要关注弱势群体,要不断的用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去补贴和开发边远落后地区,这样才能跟已经超级发达的美国这只资本帝国野兽抗衡,否则中国很难摆脱类似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一样的命运。

当然,我这里并没有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没有说混合所有制有问题,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每一种选择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这种观点肯定会得罪很多人,但我说这个的目的,真不是有意去要得罪谁,而是这关系到接下来我要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拜登政府即将开启的新的社会创新模式。

中国要建立更大的创新空间,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内部市场进入到互相“勾结”的内耗,我说的内耗,并不是说减少竞争和不搞混合,而是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由于这种内耗把目的完全放在了国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存量市场的争夺,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战略和长远发展,这就好比说,当企业主体把眼光都放在国内的时候,不管如何实施改革、创新和竞争,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其实就是从你口袋转移到他口袋里的内耗。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海外收入占比,还不到5%,要知道这两个企业,可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名片。我可以这样说,中国第一批兴起的互联网巨头,一直在搞内耗,但如果大家去看看最近几年兴起的几个巨头,比如抖音、小米等,在海外迅速就发展起来了,抖音海外版TikTok之所以被美国打压,原因本身就是其占领了国际市场,而小米今年三季度的营收里面,海外收入已经占比过半。

再比如最近发展比较火爆的新能源汽车,中国几个新能源汽车品牌,一出来就是国际定位。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我应该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越是离当下越近的创新,其国际化视野和程度就越高,同时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我们就能去赚别人的钱。

而恰恰传统科技企业,以及早就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巨头,依然萎缩在国内市场。比如我们很早就发展起来的微博、门户视频等,海外用户仅仅就是偶尔用来做一下宣传,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新浪微博市值还不到100亿美元,优酷视频好像已经退市,爱奇艺也不过160亿美元的市值,而美国的Facebook、奈飞、推特加起来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腾讯很厉害吧,但腾讯包括微信和视频等所有业务都体现在其股价上,也不过7000亿美元的市值,而且美国这些巨头的市盈率,都低于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就是说人家的泡沫更小。

当然,中国企业和品牌内耗的案例,不仅仅体现在互联网领域,银行业我就不说了,再比如中国的超级品牌茅台,2019年海外销售额还不到4亿美元,只占总销售额的3%,请注意,茅台海外销售额里面,其实很大的一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销售,而是靠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等沿线,本身因中国企业和中国消费者走出去之后,带出去的销量,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依然是中国人自己消费的。

对比来看,英国的帝亚吉欧去年的销售额是1126亿人民币,整个欧洲和土耳其的销售额加起来,也只占到整个销售额的16%,英国本土的占比就更低了。也就是说人家赚的是全世界的钱。

那我举这些例子,跟创新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可大了,我本身并不反对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拓展,这是企业稳定根基的前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企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内部市场,将意味着这些企业将持续挤压新生的创新空间,并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说美国贫富差距很大,但美国的贫富差距,跟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不同的,美国的富人赚取的超额利润来自全球,而中国的富豪赚取的利润来自中国人自己,这种贫富差距的逻辑存在天壤之别。如果中国各类企业大部分利润都来自海外,因此而带来的贫富差距应该被乐意的接受。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何理解中国新兴平民资本和传统资本互相“勾结”,挤压内部创新市场空间,降低经济活力的问题,将是未来中国在创新领域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按照我的思考,可以向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是,不要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开来看,他们都是市场主体,都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碍创新市场,更不能达成某种威胁整个市场公平竞争的交易。

另外,严格惩罚大企业对小微创新企业产品的抄袭,以及阻止对其战略性的收购;继续做大注册制科创板等中央亲自部署的直接融资渠道,让小微创新企业在缺乏资本支持的时候,直接面向公众市场,而不是面向巨头。

同时,学习美国可能的模式,那就是小企业可以低成本获取,甚至“抄袭”大企业的技术,而大企业绝对不能抄袭小企业的技术,在专利诉讼方面,应该理直气壮的偏袒小企业。至于法律层面如何论证和做出解释,这就需要很多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要专门组建钱为德等为首的专利创新法律团队的原因,按照我的预测,最终美国这些法律专家会搞出一套冠冕堂皇的,为中小企业或个人,以及生产商的创新法律空间,来对抗大企业对科技领域的垄断。

其实大家去看,诸多巨头都在拼命的申请专利,最后形成了专利霸权,但这些专利真的有多少进行了商业开拓,真不好说,反而由于拥有了巨量资源优势,霸占了很多专利之后,对于那些不利于当下自己获得垄断利润的技术,就会一直捂在口袋里不会市场化,变成了对创新的极大阻碍者。

这就好比说,卖蜡烛的商人,就算发明了电灯泡,也是不会愿意让电灯泡普及的,甚至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太阳,这样蜡烛的需求就更大了。

另外,对牛哄哄的传统互联网巨头和传统金融等国企巨头,可以按照国际市场占比的考核方式,来评估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而在各类牌照、政策和税收、反垄断等方面采取不同的措施。对那些国际市场占比越来越高的中国企业,应该加以支持,而对于那些在国内市场呼风唤雨,在国际市场毫无竞争力的企业,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听这些企业高谈阔论。

最近一年多来,我依然天天能听到这些巨头们吹牛,但我至今没有看到他们联合起来去想办法,如何应对美国高科技平台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可以说只有中国政府在努力想办法,以及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单匹马的苦苦支撑。更搞笑的是,其他几个手机生产商还高喊,华为不行了没关系,华为丧失的份额我们给补上了,但问题是,你们就没有跟华为一样的风险了?你们的芯片国产了?你们可以不用谷歌安卓系统了?

要知道当年美国企业发现日本半导体产业给自己形成竞争威胁的时候,立马就联合起来了,在打击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时候,美国基本上是倾巢出动,从政府部门到企业联合,而我们的企业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还在互相拆台竞争。

如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绞杀,大家真觉得是只针对华为中兴等少部分企业吗?真觉得只是由于特朗普和蓬佩奥吗?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企业界只不过是躲在背后借刀杀人而已。还没轮到你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格做人家的对手。

另外我想说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平民资本群体,实际上是十分需要社会认可的,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自我实现的出口,这样会降低跟传统资本的“勾结”,培养民间信用的力量,这样民营资本就不会过度的攀附权贵资本,整个国内市场的内耗度反而就降低了。

同时,引导新兴富豪把更多的个人资产投资在学校和医院等,要知道中国的协和医院,就是当年美国平民资本洛克菲勒家族资助建立的,美国也经历过中国这样的时期,富豪们钱多得没地方花,社会对其非常不满,于是后来美国推动了由钢铁大王卡耐基所推崇的“财富的福音”的宗教伦理逻辑,引导富豪们把更多的钱投向了学校和医院等,最终完成了美国富豪阶层的声誉蜕变,也给美国软实力的爆炸性增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一带一路,缺少的正是中国民间慈善力量的介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产业、信息等的互联互通,还应该成为中国富豪们走出家门,展现中国企业家情怀的地方,中国的企业、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走到哪里,中国富豪的慈善和各类资助也应该走到那里,资助建立学校和医院是可以温暖数代人心的,这有助于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国,这对于那些想把企业做几百年,并期望世界接纳的企业家来说,本身也是战略性的解决方案。

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来一个小总结,由于我上一篇付费文章,写的是世界进入了“三国时代”,很多同学也在问这个问题,这里也做个回应,我当时提出的是,世界将进入到以欧盟经济圈、美国经济圈和中国经济圈为主导的“三国时代”。有兴趣的可以去详细看我的上一篇文章“美国大选已给世界带来不可逆的冲击,全球将进入“三国”时代”,我这里就不做更多解释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同学就开始较真,说那谁是魏国,谁是蜀国,谁是吴国呢?我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类比本身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当下的世界局势,并不是说真的就是类似“三国”一样的竞合模式。

但大家一定要问,我就做个简单的回答,至于中国和欧盟,我真还想不到应该对标谁,今天主要说一下美国。如果说一定要在“三国”里面找一个跟美国可以做比较的,我认为是蜀国。

因为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美国历史和性质,以及未来国家策略的判断。

蜀国有什么特点呢,我告诉大家,蜀国实际上是一个由“移民”来统治的国家,存在天然的土著和移民的矛盾,刘关张和诸葛亮都不是蜀地人,他们入川,实际上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川蜀地区作为基地,来图谋天下。

问题是,川蜀地区尽管易守难攻,土地肥沃,但整体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跟魏国和吴国无法比,吴国人口是蜀国的接近三倍,占据长江中下游平原,魏国人口是蜀国的五倍,占据华北平原,实力确实是不对称的。

另外,魏国人家本身就是华北地区的土著,吴国也是江南当地士族根基,只有蜀国是刘关张和诸葛亮“迁徙”后建立的国家。这就预示着,如果蜀国不去攻打吴国和魏国,就失去了正当性,既然刘皇叔要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蜀地就是暂居之地,就得不断的攻打中原,才好向蜀地人民解释自己呆在蜀地的正当性。

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蜀国不管是刘备时代,还是诸葛亮,又或者是姜维时代,都必须得不断的向比自己资源等强大得多的对手发起进攻,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这里不是跟大家来解读三国的,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纠结我这种解释,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其实现在的美国,跟当年的蜀国非常像,易守难攻,跟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军事国防角度来说,亚欧大陆国家想攻击美国本土,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类似。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移民“统治”的国家。

无论是特朗普代表的白人政府,还是拜登上台后组建的多种族政府,实际上都是“移民”政府。北美这块土地本身不属于当下的美国统治阶级,而美国历史又十分短暂,不足以用历史来诠释其统治的正当性。

因此,美国只有不断的在军事和商业上征服世界,证明自己“移民”建立的国家比别的国家都强,然后树立为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普及而奋斗终生的榜样,占领道德制高点,不断的对其他说自己坏话和不认同自己的国家发起攻击,才能让国内民众感觉到优越性,这是美国移民统治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现在好像大家觉得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于选举,其实那只是美国内部协调各种不同群体诉求和利益的一种组织方式,就像股份制公司如何产生董事长一样,不是由“民主”决定的,而是由股东出资比例决定的。

作为一个永久的“移民”政府,占领了人家的地方,统治着人家,如果再“不思进取”,不去宣扬别人都比自己差,然后去攻击其他国家,完成“普世”理想,那就说不过去了,就得走人。

因此,我们决不能小看美国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理解的竞争,只不过是如何做蛋糕和切蛋糕的问题,而美国理解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就像蜀国,只要吴国和魏国一天不被攻下,蜀国的统治者就一天不会停止对外战争,除非还政于蜀人。这就好比说,要让美国停止对外的攻击性,除非是美国现在的统治阶级把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给请回来统治自己。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基于对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解,就像蜀国一样,纵然拥有像诸葛亮等一样的人才,也很难改变历史的进程。此前美国之所以玩得游刃有余,原因就是美国的攻击对象没有一个是能够超过美国的,这里面也包括苏联。

苏联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比当时的美国多出4000万,经济体量最大的时候,也只占到美国的不到70%左右,而中国人口是美国4倍,经济体量已经接近美国70%。更主要的是,中国是在拥有数千年华夏文明,以及14亿人口、多民族和庞大的陆海国土的背景下做到这一点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的爆发,只是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中国仅仅是完成了基础的民众脱贫,以及基础的工业改造和市场化改革之后,其经济规模就已经是世界第二,达到美国70%了。

然而,由于我前面提到的,关于“移民”统治的逻辑,美国在面对完成历史性整合,并逐步走入现代化,未来经济体量将远超美国的中国,也不得不发起持续的“攻击”。其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美国面临的历史性难题,既不是新冠疫情,也不是种族撕裂,更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拜登政府尽管可以用协调机制、人才战略、技术创新等解决这些问题,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民主党越是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面临的危机就越跟蜀国一样。

我本人还不好判断这将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中国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刺激我们必须要保持强大的动力来源。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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