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拥抱数字货币的主要目的不是颠覆性革命，而是尽可能地维持货币职能和金融稳定；央行数字货币的未来前景可期，但还充满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希望事情能够不变，我们就必须改变。”
曾任欧洲央行执委、全球支付及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主席，现为国际清算银行（BIS）执行委员会委员、创新部总监的科尔（Benoi?t C?ure?），2020年10月底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引用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长篇小说《豹》中的话，表明全球央行研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加速的初衷。
这句话精确点出了当前全球央行的心态与境况。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央行维持货币职能和金融稳定的工作不断受到挑战：无论是崛起的科技公司，还是打破国境限制的加密货币和稳定币，以及不断发展的数字经济本身，都需要央行与时俱进作出改变。但与私营部门不同，央行拥抱数字货币的主要目的不是颠覆和革命，而是为了尽可能地“不变”。
“2020年是全球不少央行对CBDC态度的一个分水岭。”科尔对财新记者表示。
从只有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瑞典央行在内的一小部分央行积极研发CBDC、多数主要央行“持守势”，到今年多数央行从研究转向行动，根据BIS的调查，全球80%的央行目前已在探索研发CBDC，40%的央行在做概念原型验证（PoC），10%的央行在做试点，“类似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在深圳做的”，科尔补充道。
9月29日，欧央行发布一份50页的报告称，将考虑是否发行“数字欧元”，此前还注册了数字欧元的商标。欧央行行长拉加德11月2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欧央行就此的一份公众调查，称“随着欧洲人在消费、储蓄和投资方式上越来越多地转向数字化，我们应该做好在必要时发行数字欧元的准备”。
10月9日，日本央行发布一份题为《日本央行对CBDC的方法（approach）》的文件，称日本央行将不再只限于理论研究，2021年开始试验。
美联储也改变了抗拒态度，今年春天加入其他主要六家央行和BIS年初设立的CBDC研究小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在10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办的一场跨境支付研讨会上专门就CBDC发言。
从各国央行家的表态来看，他们并不将本国央行的努力视作各国间的一场货币竞争，而主要是为在日益数字化、私人部门机构的商业银行货币占据越来越大支付份额的大环境下，意图维持本国法定货币的地位，以此应对Libra、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各类私人部门机构的创新，打破潜在支付行业壁垒。
由于各国现金使用、私人部门支付创新情况各不相同，“各国央行所处的研发阶段不同，前进的速度和紧迫度也略有不同”。一位接近BIS的资深央行家对财新记者概括。鲍威尔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发行CBDC）是一件‘做对’比‘做第一’更重要的事。”
在全球央行中，中国走在最前列，数字人民币试点最近数月在全国多地渐次推开，而且还将继续扩大范围。财新记者独家获悉，除了已经公布的雄安、苏州、成都、深圳和冬奥会场景，还将新增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试点。10月23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提供了法律依据。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及，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被视为对数字货币的中长期顶层设计。
根据定义，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与此前的数字支付方式相比，数字人民币以及很多以替代现金为主要目标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脱离了原有的银行账户体系，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其性质与现金更为接近。
为何中国央行在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中一马当先？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未来会如何演化？CBDC与传统和新兴的支付方式如何共存？对金融体系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有何影响？私营部门应该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各国央行又如何跨境合作？
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也尚未到下定论之时。对全球央行来说，这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试验，前景可期，但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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