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欧商学院教授龚焱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哈耶克，一位自由市场的坚决维护者，因其于上世纪30年代与凯恩斯进行的那场“宏观经济学”第一次对垒而闻名。也正是那场以凯恩斯主义大获全胜的论战，哈耶克迎来了长达近40年的沉寂期。然而，1970年代的高通胀让人们意识到凯恩斯药方的局限性。1974年，哈耶克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标志着自由主义的“腾飞”。
无独有偶，1998年的一个夜里，戴维在一篇名为bmoney的txt文件写下了这样的开篇词：我深深地被TimMay描绘的数字世界所吸引。这句在当时读起来“不知所云”的话语，直到2008年一篇由中本聪先生撰写的比特币白皮书问世，才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篇白皮书开启了区块链时代的纪元，一个点对点的网络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去中心化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怀念哈耶克之风再次盛行。
得益于区块链技术，DanielLarimer于2013年首次提出了“自治组织公司”的概念。同样，继区块链2.0之后，关于联盟链未来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人们不禁要问：DAO从2013年到现在究竟遇到了哪些困境？DAO与联盟链在中国市场中现状又是如何呢？
何为DAO？
DAO指的是一家基于电脑程序来对规章制度进行编码的组织。其中，电脑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不听命于任意一个中心化的机制。在DAO中，交易记录和交易验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得以实现，且每个组织成员都可以在决策中参与投票。此外，DAO不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是为每个成员提供一个点对点的运行平台。
比特币区块链，可被视为第一个准DAO。每个矿工通过对区块的生成而获得奖励，每个节点对新生成的区块进行验证。所有的交易都记录在区块链上，具有不可篡改性。整个比特币生态中没有一个中心，所有节点通过工作量证明这个共识机制而联系在一起。
而真正让DAO得以发扬光大的，要属以太坊。作为一个开源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平台，以太坊是当今第一大公链。因此，DAO组织可以通过以太坊来构建去中心化应用，并将组织的规则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编码在区块链上，实现分布式自治性管理。
尽管去DAO因其去中心化理念和智能合约技术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但自治组织本身并非新鲜事物，且多数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循，早期可追溯至罗马共和国时期。因此，本文将从组织和技术这两个层面对DAO的缺陷进行探讨。
图1：基于以太坊建立的4种DAO
来源：达瓴智库
决策的不正确性：全民投票的副作用
在DAO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今组织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在于中心化，而中心化就意味着决策这一环节仅面向于少部分人，大多人的意见得不到反馈。因此，一个让每个成员都可以参与投票的DAO可以更好地融合所有的意见，与一个中心化的组织相比更具优越性。
这一观点存在一大误区：全民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参与，会让一个决策更为正确。对于群体的特征，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写道：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他融入群体后，他的思想会立刻被群体所取代。因此，情绪化、无异议和低智商是一个群体典型的三大特征。因此，全民决策并不等于正确决断，这一点也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禁酒令中可见一斑。
在1910年代，美国妇女因为丈夫醉酒后家暴的缘由开展了妇女运动，要求颁布禁酒令来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一倡议迅速得到了基督教新教徒的支持，因为酒在宗教上讲是罪恶的，人应该禁欲苦行。此外，长期以来舆论界主张禁酒。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禁止酿造和出售酒类的《沃尔斯特法令》于1920年正式生效。然而，禁酒令的颁布却让整个美国在此后的10多年内陷入混乱。供给侧的约束导致酒水价格上升，而酒水上的消费具备习惯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喝酒的人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到地下黑市进行酒水消费，并在消费结束后回到家中对妻子进行更为严重的家暴行为。此外，禁酒令也导致了黑社会的猖獗，一些官商勾结的现象更是频繁发生。最终，这一臭名昭著的禁酒令于1933年正式“寿终正寝”。
此外，多数人参与决策的行为，易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引发群界侵犯己界的现象。因此，DAO提倡的全民投票，并不意味着正确决断。
低效性：去中心化与可扩展性权衡的结果
多数人投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问题，而正因为如此，多数人投票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适合小国寡民式的体制。此外，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和安全性问题是当前区块链技术面临的三元悖论，强调去中心化也就意味着要在可扩展性上做出牺牲。
另外，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一项法案的通过在欧洲代议制国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从上而下的模式往往具备很强的执行力。这一点从我国这40多年的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但与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有关，而且与这一政策坚决地执行是密不可分的。“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同样的政策放在任意一个西方政体，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缓慢且有所折扣的。因此，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与传统的公司相比，效率上会有很大的劣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DAO组织在国内不具备市场，或者说被本土化，具有中国特色。
安全性问题：“出师未捷身先死”TheDAO
从技术层面来讲，DAO为人称道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不可篡改的规则。如前文所述，DAO将组织的规章制度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编码在区块链上，而智能合约具有不可篡改性，一旦条件触发，就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诚然，智能合约与传统的合约相比具有创新性和经济性，但其不可篡改性的前提应该以一个正确的、安全的合约为前提。倘若整个系统本身有漏洞，当系统遭受网络攻击时，不可篡改性将会对漏洞修复造成极大的阻碍。
TheDAO在DAO组织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创建于2016年4月末，16天内众筹资金超过1亿美元，吸引投资者人数逾11000人—TheDAO这个数字自治组织在当时具备了DAO历史上最好的开局。为商业和非营利企业提供一个新的去中心化商业模型—TheDAO所提倡的理念也与DAO组织本身十分地契合。种种迹象似乎表明，TheDAO具有无限的前景。
然而，就在同样风光的2016年5月，一篇关于TheDAO一系列安全性隐患的论文在网上公开了。紧接着，一位以太坊开发者在十多天后指出了TheDAO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性漏洞。随后，漏洞修改以提议的方式在TheDAO组织内正式提出，并等待着其成员的批准。正如上一节提到的，由于多数人投票方式具有低效性，这个关键性漏洞修复的提议也一直“悬而未决”。
2016年6月17日，TheDAO受到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其中就包括了那个关键性漏洞。由于智能合约的不可篡改性，漏洞的修复工作会变得异常困难，短时间之内难以完成。因此，TheDAO组织中近5千万美元的资金在短时间内被黑客转移。为了挽回损失，以太坊采取了在当时备受争议的硬分叉，将被盗的资金转移到另外一个修复的地址。
2016年9月和12月，Poloniex和Kraken两大交易平台相继下架TheDAO的通证。“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大概是曾风光一时的TheDAO的真实写照。
中国市场：联盟链大有可为
联盟链因兼顾了公有链的弱中心化、私有链的高效，同时对监管友好，在中国市场大有可为。从电子政务来看，我国目前区块链电子政务应用多采用联盟链的方式，以业务去中心化+管理中心化的方式运作。同时，大型机构组成的联盟链，因其良好的信用背书，可以对资源进行更好的整合，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因此，与去中心自治组织相比，联盟链这种多中心化的模式，从理论上讲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不过，联盟链在其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也存在“变异”的可能性。微观经济学将市场分为4类：完全竞争、垄断性竞争、寡头以及垄断。其中，垄断指的是一个市场中只存在单一供应商，并且无任何替代品的市场。联盟链的初衷在于构建多中心化的模式，对产业链上的资源进行更好的整合。虽然多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有别，但是多中心化至少不代表单一中心这种模式。然而，不少基于委托权益证明机制的案例表明：超级节点这种模式很可能导致“大者恒大”的局面。实际上，联盟链也存在较为类似的局面：如果联盟链是由一条产业链上每个行业的巨头组成，那么理想中的多中心化实质上会演变成一个更大的中心体，最终会造成一条产业链垄断的局面，消费者剩余将会进一步减小。
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之争
其实，早在中本聪先生发布白皮书的10年前，比特币前身bmoney创造者戴维以及TimMay等人就对一个数字世界的社区进行了探索。囿于历史局限等原因，这样的社区在当时只能属于一个“理想国”，正如戴维在那篇名为bmoney的txt文件中所写的：直到现在，甚至从理论上讲，这样的一个社区如何运行都还不甚明朗。
今天，距中本聪先生发布白皮书起已有11年之久，DAO组织的出现也让这样一个数字世界的社区正式成为了现实。然而，因为诸多原因，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应用在当下颇为受限。与之相反，多中心化模式的联盟链更受到多数人的认可。
某种程度上讲，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之争，与当年哈耶克和凯恩斯的那场争论有几分相似。DAO组织提倡颠覆传统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联盟链则更倾向于多中心化进行产业链上的资源整合。类似地，哈耶克提倡自由主义，让无形的手来主导经济；而这样的方式，在凯恩斯看来，最终只有一个结果：我们都死了。
回到当下，虽然众多学者就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进行过数次讨论，但目前而言尚未达成共识。其实，这一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展望未来本身就是一件充满困难的事情。要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就看好前苏联采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断地基于数据分析，来判断前苏联经济体何时超过美国。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苏联崩溃，萨缪尔森先生的推算也从未实现过。但即便如此，关于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或者说，DAO与联盟链的未来，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市场会替我们做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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